四、遭遇碰壁
没有比青弋江更清的河流了。这是杨景丽参观过许多地方得到的感受。
这条发源于皖南山区的江流弯弯扭扭，像一根绿色的藤蔓，滋润着成串的瓜果。如果说县城是这根藤蔓孕育的大冬瓜，小镇就是西瓜，分散的乡村则是挂在藤蔓上的葡萄。汽车在沿着江边公路行驶的时候，杨景丽就这么想着，她好像嘴里含着一颗葡萄。
高扬是第一次以主角的身份办事，他希望办好。他先给溪洲镇镇长黄家禄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后，才通知杨景丽。可是他没想到，他把马小牛的信交给哥们黄家禄镇长后，黄家禄镇长脸上就不容光焕发了。“这不处理过了吗？我还当什么事情。”接着，镇长叫那个分管教育的副镇长与镇教委主任向杨景丽、高扬汇报上次县教委处理的情况。那次县教委是接到县人大批转的人民来信才到溪洲调查的，还约了民政局的一位负责人。从县教委的态势看，倘若马小牛来信所言属实，给予马小牛的父亲马老二二十多年民政方面的抚恤补助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事隔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了，溪洲村的校领导、村领导和乡镇领导都换了几届了，参与建校舍的农民有的不在了，健在的也说不清怎么回事。马老二腰脊骨残废，丧失劳动能力二十多年，照现如今的伤残标准补偿，那不是一点点数字。尤其，补偿了马老二，别的参与做义务工的村民又不能不顾及，把卖校舍的钱全部分给他们也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还有许多连带问题。尽管这样，县教委一干人还是很重视，去溪洲村调查了。但调查结果是，马老二不是做义务工摔下来的，那天早上霜冻，村里没有做义务工，他一个人上房顶，不知干什么他是得罪了神灵，才摔下来的。溪洲村的祠堂就是马小牛的爹第一个动手拆的，他敢拆祠堂，怎么不得罪神灵？县教委就把这个调查结果带回去了。然后没有再过问这事。
但是，镇长看在杨景丽和高扬的面子上，还是愿意本着维护和谐、关注民生的态度，表示考虑杨景丽和高扬的意见。在那个小型会议室里，镇长一脸诚意地说，二位领导的处理方案怎样？
高扬一下噎住了。他不知多少次到下面处理过人民来信的事，只要人到了，处理方案也就到了，怎么还要特别地拿出处理方案？这就好像上级领导在材料上批示：“请××严肃认真处理”，下级领导又在批示下写上：“请领导拿出处理方案”一样。而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下级的。
县文明办也是正科单位，与镇的关系虽然不能算上级和下级，至少可以说是上面和下面。他们是县里的。
上面拿不出方案，下面就有话说了。
“村小学是教育机构，教委有当然的管理责任，如果村小学变卖的钱就要返还给三十年前对建校有贡献的人，那么，以前的农村供销社营业部、粮站、乡村医疗卫生室也都是农民们出资出力建造的，那些部门早已撤销，或合并，有哪一个部门把变卖的钱返还给有贡献的农民呢？何况村小学合并后，镇中心学校无疑要强化基础硬件设备，尤其，如今学校不允许乱收费，而且全部减免义务教育的学杂费，这对强化中心学校的硬件要求是严峻的考验，我们应当体谅国家财政。十个村的小学，并掉了八个，八个小学的校舍不是一点点钱，可以办不少事情。不能退一家不退一家。作为教委领导，我们不能连基础教学设施的资金来源也不考虑，否则就玩忽职守了。”这是镇教委主任说的方案。
“上次县里来调查，我陪他们走了一趟溪洲村。”分管王副镇长以汇报的口吻说，“溪洲村领导对马小牛印象不是很好，我们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甚至考虑过提议让马小牛——是叫马小牛吧？——进村委村做点事，比如文书什么的，或者也可以做一些普查、规化、测量房基之类的事情，还考虑过他原来当过代课教师，想到还安排让他到新小学做代课教师，教二、三年级，增加一点生活来源，但他是个榆木脑瓜，村领导举了许多例子，这里就不讲了，讲了大家会笑掉牙。听说溪洲村里以前的普查用过他。大家都清楚我们县的普查是有原则的，农民的人均收入最低标准是有规定的，但他就是不遵守原则，填的数字与要求相差太大，村里叫他改了过来，但交普查表的头一天晚上，他又改了回去，致使溪洲普查工作落后，返工，损失好几千元。二十多年前，那时好几千块钱是什么概念呀！村里没一个人说他好，事情就难办。就他那德行，大概九零年吧，季月当代乡长时，——”王副镇长看了杨景丽一眼，“这事主任应当知道吧？我们镇出了两个女正科级，都是溪洲村的。”副镇长缓解气氛地自己笑了一下，“季月可能考虑到那个马小牛和她一个村上人，同情他，还准备招他进税务所，好像还叫他上过班，但他性格不行，不行就是不行，性格决定命运。他喜欢写人民来信，是对现实不满的表现。”
“那个人，”镇长说，他见杨景丽、高扬他们都不说话，他不能让会议冷场，他就继续说了，“总是守在家里，人家像他那样身强力壮的人，谁不很早把握机会，出去打工挣钱？他是去年才出去打工的，去年溪洲材进了水，庄稼淹掉了，没法过日子才出去。现在政策多好，温总理反复强调保障民工工资，相关法规相继出台，劳务部门没有掉以轻心的，这点，二位主任也清楚，这是多么难得的发家致富的机会？他却守着两个人的土地，像土里能出金子。倘若我们镇的人都像他，还有什么经济发展可言？还有什么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可言？还谈什么城镇规化？再说，你自己不把握机会挣钱，谈什么民生？”
镇长的话如同兴奋剂，给了镇里人各抒已见的胆量。他们又情绪激昂地谈了一些各自的看法或方案，那些看法或方案对马小牛都是十分不利的。杨景丽开始嘴含笑意，后来低头反复吹着杯中的茶水。她并不喝茶。会场冷了好一阵。高扬又点着一支烟，说：“我们没想到会是这样，我们来前还请示过包书记。包书记说这是大事，得重视，杨主任才抽时间亲自下来的。没想到会是这样。”
高扬把杨景丽推到台前，一方面他自己拿不出处理方案，但他还是想解决这个事情，还有就是因为他清楚杨景丽在包书记眼里的份量的。包书记不止一次在大众场合夸杨景丽是“我县的美女公仆”，包书记还说过这是别的地方少有的优势，全中国、全世界只有一个杨景丽，上下五千年也只有一个杨景丽。包书记要树美女公仆这块战略品牌已不是秘密。溪洲镇的领导应该耳有所闻。倘若她不激流勇退，下届坐副县长位子是没问题的。包书记的一次酒后言语，高扬也有耳闻，“我们县分管招商引资的副县长不该是男的，男的开销大，浮夸，办事欠细致，言谈举止会让人家看了不舒服——”后面的话高扬虽没听说过，那意思却很明白了。这也是杨景丽的退休报告为什么拖到今天才批的原因吧？现在，杨景丽的退休还没有形成文件，还没有传达，她得发挥作用。
众人都盯着杨景丽。这时的杨景丽给人的印象不光是美女，主要还是权威。她两片红唇那么惯常地松弛，显现着友好的笑意，那种不露齿的笑意越发让人感觉庄重。她眼睛环视了一下会场，把捂着杯子的手放在桌面上，红唇启动，“虽然我是溪洲出来的，但出来二十多年了，快三十年了，村里的许多人都不认识，对写信的那个马小牛也不是很了解。但三十年前，建村小学的时候我在溪洲，有一个人从房顶摔下来，摔成重伤，是事实。那时，村民还集资为他治过伤，要不他有可能早就死去了。学校建在原来的祠堂地基上。我妈妈说过，拆祠堂是因为建学校没地方——那时耕地很贵重，农村常出现为争一分一厘地打斗的情况，还有一点是建校需要大量的物资，如砖瓦、木料、基石，这对于已没有生产队这种集体的农村来说，是个问题，而拆祠堂就能解决一些这类问题。但因为那是曾经的祠堂，虽然后来做过收棉花的仓库，也做过我们的学校，但毕竟在老年人心中还是祠堂，所以没有人敢拆。是马小牛的父亲第一个爬上祠堂，他掀下第一片瓦。好像那是秋收之后的事，只有那时候，农村里才能闲一点，农民才能抽出时间拆下祠堂，建新学校。但是，新学校建得差不多的时候，已是临近年关的深冬了，天寒地冻。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已在县城读高中，寒假前考试回来住了三天，去学校拿成绩单。溪洲村到县城七十多里，那时的路没有现今这么好走，车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为了当天去当天回，就起得很早，从新学校经过时，已有十多个做义务工的农民候在新建的校门口了，他们大多筒着手，好像在等木匠砖匠或领导。当时新学校一共有六间，并排的，就是后来农村常见的那种小平房，四方墙与隔墙都砌上顶了，有的隔间已架了檩条，钉上椽子就能盖瓦，盖了瓦就能上课。我听到那个大概是马小牛的爹说，我们先把椽子递上去，等木匠来了再钉，也方便些，等在这里不运动，更冷。我看到他一个人爬了上去，爬到从下往上数的第二根檩条上，腰弓着，那样子还让我想起——一些四只脚的动物来。他的手和脚完全趴在檩条上，可能是因为才砌好的新墙不能受重压。因为那时候的墙，是开边砖和烂泥竖砌的，不象现在这样有钢筋水泥，还用滚砖横砌实码，所以不容易承受一个壮劳力的体重。他就是在趴在那根檩条上，接下面人递的椽子时摔下来的。不过，他当时有个儿子马小牛在中学读初三我是知道的。他爹摔伤了，他也没有再读书。至于后来的事，有些上了年纪的人说，马小牛的爹掉下来是由于拆祠堂得罪了神灵，那是老年人朴素意识的反映。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科学发展观都讲到现在了，再说神灵因果，是欠考虑的。当然，镇里有困难，这也是事实，不过处理这种事没有先例，甚至会波及其它，但正如包书记说的，这是大事，我们不好坐视不管。不能让这样的人民来信往上捅。这也是我们来的初衷吧！至于处理方案，这是镇里的事，镇里可以根据情况，考虑到方方面面，做适当处理，我们怎好越俎代庖拿方案呢？”
见众人都不说话，杨景丽又说，“要说那个马小牛的人品，我还想补充几句，首先，我们处理事情是对事不对人的，这是基本原则。再说，人家是在校舍变卖后才提这个偿还的要求的，二十多年一直承受着那样的结果，这点一般人恐怕难以做到。再说，人家也没有狮子大开口提多大的数目。信中还说，学校变卖后，溪洲村小孩要到隔一条河的中心小学读书，很危险也很不方便，对学习质量也大为不利，卖校舍的钱，至少要用在溪洲村小学生上学的公益事情上，这其实就不是为个人了，好像是为讨一个公道什么的吧？也可能主要想得到精神或感情上的慰籍呢！”
说到这里，杨景丽停下了，她开始喝水，众人以为她还要说下去，都平声静气地听着，原来，杨景丽慢慢地喝水，那就是话已说完，让别人说了。
众人互相望望，又都看着杨景丽。大家都知道，信中的什么公益事业，不过是借口，都认为只有在怎么补偿上想办法才能息事宁人。但补偿是要给钱的，要给好处的。那些钱和好处虽然不是自己的，但也不是给自己的,谁也没个大方的态度。到吃饭的时间，也没讨论出结果。镇长就说先吃饭，边吃边谈。
开始杨景丽认为，吃饭时可能会谈出一个恰当的解决方案，有许多事情都是在吃饭时嘻嘻哈哈地解决的。有许多事情，太过认真反而办不成。但是这顿饭确很窝囊，因有明文规定，公务员中午是不能喝酒的。镇长知道高杨好一杯，建议不在政府食堂吃，虽然食堂已准备了工作餐，大家还是临时到了饭店。在饭店喝酒人家看不到。杨景丽当然不想败大家的兴，一道到了饭店。副镇长打开一瓶标签上印满英文的红酒先给杨景丽斟了一杯，就把那瓶酒摆在杨景丽面前，再给高扬斟白酒。高扬一见酒，真性情也就写在脸上了。扬景丽说你还要开车。高扬这才记起来，他是要开车，也就面无表情了。镇长说下午不走，晚上书记要赶回来陪二位领导，这是杨主任的家乡呀。杨景丽说下午肯定回去。高扬只好滴酒不沾。在客人都不喝酒的饭桌上，吃饭的声响都要控制，更别说谈什么正事了。
自上车到县城之前那段路上，高扬都没有说话。本来他认为喝三五杯白酒开车是没问题的，但他还是忍了，心里却憋着似的，进了城，才问杨景丽到哪下车。杨景丽已不像去时那样把这条沿青弋江弯曲的公路看成藤蔓，这时她嘴里像含有一颗酸果。她不想去办公室，说：“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