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转型还是坚守
2008年5月25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在成都的酒店写稿。他敲出《北川：悲伤之城》的最后一行字，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强烈的余震再一次包围了他。“我当时心里就想，任务完成了，哪怕这时候地震来了，这个楼垮了，我也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那天，天气晴朗，阳光落在窗外绿油油的银杏树上，安宁美好得不太真实。卫毅感到一种剧烈的反差：“你很难想象距离酒店不远的地方还是一片狼藉。”
“08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可以说是新闻报道的盛况。”回忆起十年前的往事，卫毅语气轻快，广州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这些报道他都有参与。“整个一年都特别忙碌，奔波在路上，但是我很喜欢那种感受，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十年之后，卫毅升任《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总监。昔日的同行们大多已经转行，他属于还留在新闻业的“少数人”。卫毅感慨道：“当时觉得08年是一个开始，没想到那是一个顶峰状态，整个媒体之后有目共睹地衰落了。”
现任《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经理的孟登科也有类似的感慨。“报道汶川地震的南周记者，现在还留在南周的……”孟登科眯起眼睛想了想，过了半晌才说，“我他妈好像是唯一的一个了！”
“你会为他们的离开感到遗憾吗？”
“我感到什么遗憾？一点儿都没有。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遗憾，不是他们的遗憾。”他提高了声调：“如果我们的社会仍然对这份职业保有崇高的荣誉，仍然让从事这份职业的人不仅有美誉度，也能生活得很体面，他们为什么要离开？”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张志安教授做了两次调查记者的全国性普查，对比两次的调查数据，从2011年到2017年的六年间，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达58%，职业认同感显著下降，职业忠诚度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张志安教授关于调查记者行业生态的调查报告。
2010年，赵佳月离开《南方日报》，去了阿里巴巴工作。阿里巴巴的待遇比她在报社时好很多，但她还是念念不忘当记者的生活。这一年的8月8日，赵佳月和做记者时的搭档杨曦结婚，两年前的汶川地震报道是他们第一次搭档出差。婚礼结束后，已经转行到阿里巴巴的赵佳月和丈夫一起，连夜赶往甘肃舟曲报道特大泥石流。
“我想我还是应该去做记者，这事我喜欢，我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赵佳月在2011年回到南方报业，加入《南方人物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广阔的自由度让赵佳月十分满足：“我喜欢报社里面自由自在，大家一起采访、写稿、比稿，像是比武功的那种。”
可是好景不长，2015年，赵佳月再次从报社辞职，和丈夫杨曦一起经营一家民宿。“每篇稿子都是你精心打造出来的东西，竟然不能被大家看到，你会觉得很郁闷。”
许多南方报业里参与过汶川地震报道的记者如今都已离职。继李海鹏和曹筠武后，叶伟民也在2014年离开了《南方周末》。他先去了移动资讯平台ZAKER当总编辑。叶伟民觉得，自己需要尝试些新的东西：“做这一行要有理想，但是仅有理想是不够的。理想很重要，可也不能当饭吃。”
他以为自己能很快适应，实际上，在离开新闻的第一个月里，他感觉自己还有点“失魂落魄”。每天下班开车回家，他都要在车里坐上好长时间。叶伟民形容这种感觉“就像失恋”，“因为新闻是你的真爱，突然有一天因为种种原因你说，咱们分手吧。”
叶伟民想起自己被《南方周末》录用的那一天，他正在帮姐姐清理水管爆裂后的房屋，水面上漂浮着的杂物让他心情烦躁。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南方周末》的电话：“叶伟民先生，欢迎你加入《南方周末》！”那一刻，这个被水泡过的杂乱的房间，一下子变得充满光亮起来。叶伟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兴奋。他拿起手中的拖把疯狂地甩起来，从阳台跳到厨房，再跳回到阳台，像是《雨中曲》中翩翩起舞的唐，骄傲又快乐。
叶伟民认为，新闻是一份带有宗教色彩的工作。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南方周末》就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99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让学生们心潮澎湃，新闻系的学生把这句话印在文化衫上。物理专业的叶伟民也受到这种氛围的感召：“那时候新闻系的学生充满着自豪，洋溢着对社会的责任，洋溢着对人民的启蒙。”
在当时的大学生眼里，南方报业充满了理想主义光环，连续几年都排在“大学生最想就业企业”排行榜的榜首。九十年代中期，《南方周末》记者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数十倍，广告主排在门前等候挑选。
十年前尚属调查记者的“黄金时代”，卫毅今天仍然会感到怀念：每一篇报道出来都会为大家传颂，收入高，职业荣誉感也高。
“那个时候谁不愿意做记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