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感于保守气息日盛，才翻看了两种旧学书籍，一种是《湘绮楼诗文集》，一种是《越缦堂日记》。王闿运与李慈铭虽然对新起的事物看法不同，但他们作为近代中国的在场人或目击者，其文字至少具有史料价值。我在《从阿房宫到圆明园》（2014年12月5日《大众日报》）一文中说过，“清代的圆明园也毁于一把大火，不过这把大火并非来自内贼，而是外寇。”这里的“内贼”与“外寇”，近于鲁迅先生的“奴才”与“寇盗”。（《鲁迅全集》卷一，《再论雷峰塔的倒掉》，P203）对于圆明园劫难的作案者，这两种文本都有自己的观察视角。
考察圆明园劫难，至少需要三个维度，一是园林的性质，二是外寇的侵略，三是内贼的破坏。圆明园是由国人血泪构成的、禁止国人与闻的皇家禁苑，圆明园的毁灭，其本质是“皇耻”而非“国耻”；在圆明园这一事件中，英法毁灭和劫掠了圆明园的建筑与珍宝，俄罗斯并吞了我国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祸害我国的外寇应当受到同等的谴责，而不应对某类强盗视而不见；外寇固然可恶，内贼亦不可逭。圆明园主要毁于外寇之火，这有雨果和马克思两位欧洲人的文章为证。许多年来，人们只对外寇义愤填膺，却对内贼只字不提，就事件而论也有欠周延与公道。
在中国史上，每一场重大劫难，总要找出几个无辜者作为替罪羊，找洋人不太现实，找旗人又不情愿，龚自珍的长子龚橙（字孝拱，别号半伦），只因曾经服务于洋人，就被清廷内定为“内贼”的不二人选。时日既久，真相彰显，龚橙的不白之冤才渐得洗雪（见“龚橙·百度”）
其实，内贼另有其人，而且并非单数。王闿运虽是湖湘旧学人物，并不缺乏爱国热忱。圆明园遭劫时，曾在肃顺（此人曾为咸丰皇帝顾命八大臣之一，后被慈禧太后所杀）幕府短期供职。其后所创作的《圆明园词》，堪称史诗。诗中叙述了圆明园的奢华布局、内苑逸事，同时对遭劫过程也曾述及，而且这首诗在体例上也别具一格，诗句夹有长注。请看这一句：
“敌兵未爇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其下有注云：“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湘绮楼诗文集》卷三，岳麓书社2008年版，P200）
读注可知，英法联军到了圆明园，并未遽然进入，反倒是一些潦倒贵族、落魄旗人率先纵火，而外寇才大肆抢劫。对于圆明园的劫掠，似乎内贼先于外寇。这首诗作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距圆明园火劫仅仅11年。诗人与友人“同寻海淀故宫，因访园中逸事，证以余所闻见，成诗一篇”（同上，P201）。其实，这是通过勘察废墟而产生考察结论。这样的记载是否信史？至今未见有力的反驳。民国时的黄秋岳（黄濬）反而作了进一步的强调：“湘绮此段笺释明了。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版）黄秋岳的强调，与湘绮先生不同，前者差在先后，后者却异在主次。
王闿运虽是湘中名士，毕竟远离中枢。而李慈铭就不同了，此人虽然不乏名士脾气，毕竟曾历晚清官场，从其甲午战败，咯血而死，可见亦系忧国忧民之士。圆明园罹难之际，李慈铭寓居京城，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咸丰庚申八月二十四日（公元1860年10月7日）:“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二十五日:“今日丙外各门尽闭……盖城外劫盗四起，只身敞衣，悉被掠夺。”九月初七：“昨日夷人烧万寿山宫。连及玉泉山诸寺。又焚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勤政殿略尽。夷人张伪示于城内外，言中国屡失信义，故借此泄愤。”（《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版）黄秋岳的评论似乎是对越缦日记的梳理：“圆明园—役，其始联军仅焚园外官吏房，或为军事上必要之举动。而许多旗人土匪，即乘机劫掠，于是联军旋亦入园。”（《花随人圣庵摭忆》）从越缦先生的日记到黄秋岳的评论，似乎内贼抢劫在先，外寇纵火在后，内贼如果不是比外寇更主动、更贪婪的话，至少也是起哄打劫、沆瀣一气。
我国历史虽然悠久，但历史观并不一贯。研究古代史，可以多一份区隔，多一份客观。研究近代史就不同了，只因其“近”，于是就多了一份“紧密”，多了一份情感。正因如此，才往往囿于情感而遮蔽客观。近代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当时的仁人志士，不论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都看到中华古国的差距与弊端，或振臂呼吁，或举办实业，或血火抗争。何以镜头已远，却不愿看到政制的弊端、文化的缺陷、国民的弱点？近代古人，虽去而不远，也已百年春秋，何必曲为之辩？何况内贼的可恶并不输于外寇的淫威。
“内贼”并未刻在脸上，平常时日，一样的正人君子，一样的革命群众，每逢战乱动乱，一当大浪淘沙，就会沉滓泛起：圆明园的劫匪，抗日时的汉奸，“文革”中的打手，一时群魔乱舞、兴风作浪。鲁迅先生斥责“奴才的破坏”从来不比斥责“寇盗的破坏”更留情，解剖“国民劣根性”从来不比解剖“政治黑暗性”更手软。正是看透了“内贼”对民心士气的败坏，更有外寇所无法带来的渗透性与挫折感。本文只就治史角度略加强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