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也有剩男
台湾自一九九○年至今，总人口的男女性比例从一○七一路下降到二○○八年的一○二，表示几乎已无剩男。不过若从新生儿性比例来看，仍然有隐忧：一九八○年代初期，台湾的新生儿性比例在停留在与正常值相去不远的一○六左右。但到了二○○八年，此一比例到达了一一○左右，其中第三胎比例可能更高达一二○：一○○。这表示从二○一○年开始，连续二十年，至少都会有约有八％左右的适婚年龄男子无法找到伴侣。
台湾社会该怎样因应性比例失衡所带来的冲击？就消极防治来说，教育单位要将较多的辅导资源放在偏差行为高危险群的男生（如中辍生）身上，而治安单位也得特别针对年轻男性的冲动型犯罪如帮派、斗殴、飙车等，发展出防治策略。
若要积极防范未然，则必须从如何增进新移民的就业、教育、社会适应等公民经济与政治权利，以及设计更有效率的婚姻移民面谈机制等面向下手，降低移民成本来解决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问题。
读者或许会发现，我怎麽没提到政府应如何作政令宣导以去除重男轻女的陋习？
从芝加哥学派的角度来看，市场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当父母发现，和二十年前与自己女儿条件相仿的女孩比起来，现在不但想追她的人更多、条件更好、结婚後在家中更有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而且女婿也愿意花更多时间在自己身上时：谁能抗拒生女儿的诱惑？
为什麽不婚、不生？
高雄医学大学六年级生吴亮廷，二十六岁，身高一八○，中英文流利，明年就可以当正式医师，未来可以出国，也可以留在台湾行医。
但他不想结婚，更别说生小孩。「把小孩带到世界来，只是受苦，我於心不忍，」他早熟地说。
四十岁的东吴大学社会系教授刘维公，留德博士，是家里老么，一家四个兄弟姊妹，只有二姐结婚，大哥、大姊和他都未婚住在家里。卷起袖子、戴着眼镜，一袭牛仔裤，「我不排斥结婚，缘分还没到，」刘维公说词一贯，「住在家里也没什麽不好。」
这几年来，结婚率下跌，从每年的十七万对降到每年十三万对，生育率也创新低。
卫生署所做的「国人对婚姻与生育态度研究」里前景更不乐观，二十至三十九岁未婚人士中，男性有三分之一不想结婚，女性有一半不想结婚。
很多人忙於工作，交朋友都有困难
吴亮廷每天七点半起床揉揉眼睛，就得赶到实习的高雄医学院附属医院，跟着老师巡房、开刀，到下午四、五点回家，又要赶第二天的报告，到十一、二点才能上床，没有心情交女朋友。「这只是开始，」他说，「以後做医生会更忙。」
这几年，台湾又遭逢全球化竞争，各公司精简人力，薪水低，又超时工作。很多年轻上班族朝九晚九，甚至朝九晚十二。
在公关公司工作的李小姐，接紧急案子时，家里只离公司坐车十分钟，都不能回家睡觉，通宵待在公司。「要生存，必须耐操，耐磨，」六年级尾的李小姐说，「不要再叫我们草莓族。」经济前景不好，是不婚不生的主因
经济前景不好，也是很多人不婚不生的主要原因。全国失业人口中，有一半是年轻族群。李小姐和男朋友认识五年，男朋友工作也不稳定。两个人父母都不是有钱人，婚礼费用得自筹，结婚後都得自力买房子，买车子，「生小孩，至少要等我们两个人月薪有十五万才行，」李小姐说。
养儿大不易，经济负担沉重。卫生署所做调查中，有一个小孩的父母们，五一％不愿意生第二个。
不愿再生的原因，经济能力及养育成本两项加起来的百分比都超过六五％。父母们普遍认为政府应该做的是，「改善教育制度与降低教育费用」及「改善社会经济」，这两项就占六三．八％，觉得「提供生育补助与奖励生育」重要的，只有很低的一一％。
东吴大学社会系教授刘维公说，更深层的，其实是亲密关系的改变。选择增加，年轻人寻求最没有压力的关系，好聚好散，不愿意受束缚。新一代更不把小孩当作是私有财产，很多单身的人会去做志工，帮助儿童。「这是种延伸式家庭，」他说，「单身的人有更多选择去帮助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