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高胜科/文
春节期间有各类温馨和怀旧故事，我要写的故乡杂记却显得些许残酷和悲戚，可惜这并非杜撰虚构，而是真实的写照。田园故乡不止是在生病，而是有关于忠孝道义的一切伦理气息彻底死去了。
连我自己也费解，在讯息如此发达、科技如此创新的现代社会里，为何这群人的生活竟会如此？可惜，这便是赤裸裸的人性，无论你愿不愿意，它都摆在那里，真实地发生，并伴随着时钟的摆动继续而又变本加厉。
如果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经，那么，我的故乡如此沦陷的方式，以及这首难唱曲的哀婉程度，都显得荒诞不经。
这是装满了我童年记忆的东北故乡，尽管家人早已搬迁，但我还是每年都回到这里，光顾老宅，在年节中拜访族中长辈老人，并对死去的亡灵焚纸烧香尽一点绵薄的传统孝心。也可以说，多年来，故乡从未离开过我的视野，并因为爱它，才为它的人情嬗变而心疼，为生活在这里的村人遗憾而痛心。
这一切的爱与痛之中，自己无能为力，仅能摘录其中的片段，并筹划着有朝一日立此存照，记录民风遽变、家族由盛转衰，以及一个村庄的死亡全程。
新时代老人的“旧社会年关”
故乡还在，但村子的魂魄早已死去，宗族家训的血脉早被抽空，只剩下碧水青山难得好景致的一张皮囊。
春节期间，村里一些高龄老人正在东北的火炕上忐忑地活着——他们因活得高寿而倍感内疚。自杀之心早已有之，有着同龄老人的彼此宽慰、相劝，死心虽然没了，但活罪难逃。
准备年夜饭时，村里一位年过8旬的阿婆刚刚被骂，幺儿的媳妇掐着细腰、抱着孩子，把她“祖宗八代”骂了个遍。
几天前，老人被家人推倒，摔在院子里的台阶石下。带着淤青的伤，拄着柴火拐棍，老人弯腰生起了灶火、烧热了火炕，因为做的一顿饭菜不合口味，七碟八碗的饭桌子被儿媳妇猛力掀翻，椅子上的一盆酸菜被扣翻落地，冒着热气，滚着汤水。收拾碟碗碎片的过程，老人不敢言语一句，头垂得很低。
此时，老人的小儿子正在村里小卖部的麻将桌上酣战了两个昼夜。当然，即便在家里，儿子也不敢发声，至多是默默帮助母亲收拾散落了一地的碗筷残局。
在东北，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也最喜庆的节日。因为节气使然，每年农耕一茬玉米，按春种秋收的时令，瑞雪隆冬正是村民农闲之季，也本该是众亲友朋团圆、几代人同享天伦之乐的时刻。可在村里，春节越近，老人们的生活越发孤单和悲催了，挨骂被打的间隔也更短了。频率最高的一句诅咒是——“老不死的东西，你怎么不早点走（意指去世）了”。
受此待遇，正是因为老人活得太高寿了，“老了就不中用了，也是小辈们的生活累赘”，老人这样告诉我。偏偏这又是东北地区一个闻名全国的“长寿之乡”，90岁以上甚至过百寿命的健在老人还有很多。根据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这里出过一位寿享164岁春秋、经历了“两朝七帝五总统”的老人。这名老人被家乡的政府部门作为光鲜的外宣名片，而长寿老人的现实生活却鲜为人知。
在我的故乡，类似邻家阿婆的故事不是个案，而是一群老人的镜像。几年里，我曾利用回乡之时，去拜访过村里年逾75岁的一些老人。他们的生活境遇不堪，更远未享到晚年之乐。他们并非膝下无子女儿孙，并非老无所倚，讽刺的是，子孙满堂都在村内，却老无所养。
田婆（化名）已经89岁高龄，在大年初一的清早，她盼着能有儿孙们来探望她。直到炊烟日暮，她终究还是失望了。儿孙算起来超过30人，没有一个人选择在这一天陪她安静地聊聊天。几年前，老伴因病去世，让她更为孤单。田婆患有多种疾病，以往因为治病的事，闹出了不可思议的笑话——在治与不治的争议中发生了打闹，儿子之间拳脚相加，妯娌之间早已素不往来。
新年的第一天，最先来看她的，是村里一位比她小五岁、比她更孤独的老人。两个老人曾在几十年前因为一桩旧事生怨，曾发誓老死不相往来，可最终还是没能战胜孤单。那个老人拄着拐杖，拖着老寒腿，尽管只有几百米的路程，却也要走走停停，经常来说话、打发彼此的孤单。
直到大年初二，每个儿子分别送来了200块钱。这是老伴活着时定下的规矩——每一年，每个儿子给200元算是“养老费”。这个数额也是经过了多年的“拉锯”协商敲定的。因此，在一年的365天中，除了送200块钱以外，儿孙再很少出现。
大年初三，田婆突发痢疾病倒了。前一天，他的一个儿子和儿媳除了送来200块钱，还带来了一箱牛奶。老人喝下后，频繁地去厕所——这箱牛奶过期了半年之久。这不是第一次，以前，田婆每逢生日时，有儿媳妇把家里吃不完、或者即将坏掉甚至已经腐烂的水果送来。
村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年过百岁的老翁，儿子倒还孝顺，却意外地死在了不孝的儿媳手中。老人生前已查出患病，医生叮嘱过家属，发病时可及时送医就诊。然而，在老人最后一次发病时，最先发现的儿媳却故意紧闭屋门，未能及时告知当时就在院子中的丈夫，让老人错过了送诊抢救的黄金时间。
出殡之时，儿媳比儿子哭的更为厉害，也是把一场孝顺戏演到最逼真的明星。她一会儿长跪在黑土上不起，一会儿又扑在坟头嚎哭，几个男人都拽拉不起身。在场的很多村民夸她孝顺，当然，也有人发现她一边假哭，一边用手从嘴里蘸着口水，不断地向眼睛上涂抹。事后，很多女人学会了这个招数。
为了让老人死的迅速而又悄无声息，一些狠心的儿媳还会在食物上动动脑筋。通过在一日三餐上节食减量，让老人在长年累月的自然饥饿中走向死亡。明知如此，老人却不敢声张，否则家庭内战将会迅速引爆全村人的围观。
婆媳之间的先天积怨生恨，在中国一些落后贫穷地区并不罕见，但是，毕竟是一家人，缘何如此视为仇敌、针芒相对？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思考。孝道礼教的殆尽，宗族传承的断裂，也许正随着这个村的民风凋敝而来。而且这恰如一场瘟疫，很快蔓延滋长起来。一些外嫁到村里的女人，从开始的不解，到入乡随俗的接受，再到变本加厉的效仿，最终很可能成为心藏蛇蝎的最恶毒之人。
每次回到故乡，附近的阿婆阿公总愿意找我聊天，也许是因为孤独太久，又没有一个适合倾诉的对象。约在十年前，我刚大学毕业做记者时，邻家的阿婆对我说，“你这个写字的，应该写写咱们村不顾忙闲、不务农事的麻将风气。”
而最近几年，每次春节归乡，阿婆的说法又变了，“你是做记者的，你应该曝光一下村里的不孝风气，这群媳妇们作（意指“折腾”）翻天了”。
群山遮住了村人的眼界，而素质与修养的缺乏，又让他们并未学会正确使用工具。城市中的刀具，传入村内，但村民并未用它切菜，而是无师自通地发明了用它来扼杀生活。包括有限的娱乐方式，也在被歪曲利用着，成了村里老人眼中的糟粕，流传甚远。
未有节制的娱乐
从2015年开始，微信在村里的男女圈里流行起来。可是因为村里太过偏僻，家庭座机入户尚不足十年，联通网络至今在村里还没有信号，移动网络信号只在个别地段时断时续。即便日常通电话时，也会经常掉线。
这并不影响微信的使用，他们不会抢红包，只用微信通联外界，并企盼着外人能拯救自己。因为打字慢、识字有限，使用的习惯是按住说话。最急人时，刚说了几句，未等按发送键，信号中断了。于是，村里时常会看到这种特殊的场景，有人在房前屋后往返很多遍，双手高举着手机。
2016年春节，在家里的老人们生不如死、正遭活罪之时，几个农家妇人在密谋着一场向外省远征的组团“约炮”：通过微信，她们在陌生的群里与自称“很有钱”的外地人夸夸其谈，不知道对方什么来头，但已被“有X套房子、有X辆车、有大把花不完的钞票”的条件所吸引，她们也刻意地把自己的年龄缩小了几岁甚至十几岁，并时刻准备着一场声势浩大的“见面”——如果对方条件好，她们便不计划回村。
最早先，村里的娱乐方式是略显单调的麻将与扑克。这个风气在长达20年的时光中长盛不衰，年老者负责操持家务、照看孩子，而坐在麻将桌上的是一群身强体壮的中年男女和一群敢于下赌注的年轻人。若是农忙时，白天种田，在家里吃过晚饭，一路小跑地直奔牌局，奋战到后半夜。
如农闲时节，麻将牌局会持续几个昼夜，直到把兜里的钱输光才肯回家。中途只停歇片刻，泡一碗方便面、吃几片面包或者撬开一瓶啤酒填肚子。为了就地取材、节约时间，这些赌局常设在小卖店中，赌家们一手搓着麻将，腾出了另一只手啃着面包就着香肠。
春节期间，从年初一，直到月末，都是牌局的最盛时光。走门串亲的外地人多起来，新旧牌友们云集一决高下。
两年前，村里个别时髦的女人将广场舞带回了故乡，风靡至今。邻村的小学互相合并，我童年读书的小学已废弃多年，跳舞者将学校的教室打通、粗糙改造一番，如到夜晚，拉上路灯，歌舞升平。一些村民刚从田地里放下锄头和铁锹，未顾得上洗手和吃饭，迅速加入到舞队中，直到体力不支，方才散去。
城市里，多数人无暇娱乐，即便娱乐也视为业余休闲、有所节制，但在我的故乡，更多人是将其作为一种长期寻乐的事业，并为之努力践行、奋不顾身。有时因为赌注太小“不过瘾”，一些人会选择去十公里外的乡镇上或者几十公里外的县城中找棋牌室、结交牌友。
娱乐逐渐鼎盛，男盗女娼的不良之风也继而蔓延。村里的离婚者越来越多，令人费解的是，除了年轻夫妻，有的离婚者甚至年近60岁，孙子也不小了。一些年轻人认为这是新女性主义的觉醒，而在老年人看来这是有辱祖宗的伤风败俗。
在两种价值观的对撞难决胜负之下，一位我称之为叔字辈的远亲便离婚了。离婚之前，夫妻两人每天坚守牌局，不顾农事，家中经济窘迫，一处茅草盖成的房子因年代久远成了危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但是，两人无心修葺房屋，只顾牌桌上的输赢。他们也因为牌技过人，而常常被绰号以“常胜夫妻”。
在村里，一些人因为胆量过人，囊中羞涩，敢于“借高利贷”用于赌博，而这样的家庭最终妻离子散，或者远走他乡、避难躲债。
远亲叔叔家的儿子学习成绩很好，没能读完初中便辍学打工。原因很简单，家境贫穷。以往的多个春节前夕，那对“常胜夫妻”的远亲叔叔在牌局上酣战之时，他那年过8旬的母亲多次到乡镇政府的民政部门，为儿子争取低保。在长年累月的哭诉之下，这对已经离散的“常胜夫妻”，还是享受到了社会最底层的福利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