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丹和妻子
一度引发社会热议的北京男子廖丹“刻章救妻案”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作出判决。廖丹以诈骗罪获刑3年，缓刑4年。这意味着廖丹在缓刑期间可以在家照顾患尿毒症的妻子。
2007年11月至2011年9月间，廖丹为给患尿毒症的妻子治病，在北京医院使用伪造的收费单，骗取医药费17.2万余元。今年7月11日，廖丹在北京东城法院出庭受审。一句“所做一切只为让妻子能先不死”感动万千民众。随后，陈利浩向其捐款助其退赃。另有网友帮其筹集了50万元善款，可维持其妻透析10年。
廖丹，41岁，无业，初中文化程度。今年2月21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羁押，3月8日被取保候审。5年前，廖丹的妻子因患上尿毒症，在透析半年之后，他花光了所有积蓄。为让妻子活下去，他通过私刻医院公章给妻子做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
当天的庭审仅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法官最后宣读了对廖丹的判决书，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3000元。法院审理认为，廖丹伪造收费单据，骗取医院治疗费，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以刑罚处罚，公诉机关对廖丹的指控成立。鉴于廖丹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且全部退赔医院损失，综合考虑其犯罪动机、主观恶性，对其可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遂作出上述判决。
廖丹说，目前他的妻子在家静养，每周要前往医院接受两次左右的透析治疗，此前好心人所捐助的善款都在中华慈善基金会账户上，采取专款专用形式，治疗费总算是不用发愁了。
宣判后，法院还给了廖丹一份社区矫正告知书，让其在缓刑期内接受社区矫正，并主动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并不得离开国境。
“判决出来后，我就给陈先生(陈利浩)打了电话，因为他们帮了我大忙，我有个孩子今年上初一了，我妻子的生命也许只能靠透析来维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她身边好好照顾着，也不太可能有时间出去打工，如果有近一点的兼职工作倒是希望能多挣点钱”。廖丹说，今后他的生活仍以照顾病妻为主，目前他的妻子已从北京医院转至友谊医院接受透析治疗，每周需要前往医院进行两次治疗，透析费用均来自社会的捐款。“如有合适的肾源，也想为妻子换肾，现在只能等着。”
私刻公章男子救妻案，这无疑是一个情理与法理、私德与公义高度矛盾纠结的悲剧性案件。于法理、公义而言，廖丹私刻医院公章骗取医疗费，当然涉嫌犯罪。但于情理、私德而言，身为下岗工人的廖丹，对长期身患重病的妻子，竭尽所能地治疗，不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而且自己患病“从不去看医生”，最终在“被逼得没办法”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的经历，也让人唏嘘。
据悉，廖丹夫妻靠“打零工”、“低保”维持生计。而妻子尿毒症“每月医药费就超过5000元”。但因“妻子不是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而“让妻子回河北老家报销医疗费，身体也经不起来回折腾”，最后廖丹只能选择“自费透析”。
这意味着，此处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不仅是高昂医疗费下折射的家境贫困之哀，更是面对最迫切需要医疗救济的弱势群体面对制度失灵的悲哀。早在2010年，人社部便曾明确，“对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各地不得以户籍等原因设置参保障碍”，可为什么在北京，廖丹妻子仍会因“不是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
事实上，查看一下人社部《2011年度统计公报》，便不难发现，类似廖丹妻子这样在户籍夹缝中被城市医保遗漏的外来人员、农民工并非少数，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如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但“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41万人”。这也就是说，在城镇参加医保的农民工实际不足五分之一。诚然，除了城镇医保，农民工在农村原籍还可以参加新农合医保（事实上，这也是目前我国医保能在形式上覆盖13亿人的基本背景），但囿于新农合医保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认、统筹层次低下以及报销水平不高等体制障碍，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外来工来说，这样的医保显然不可能起到多少事实上的救济作用，廖丹妻子的遭遇，便是对此的鲜活诠释。
因此，“私刻公章救妻”事件实际上再次提醒，目前我国医保体制亟待加紧健全完善。如，医保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体制分割亟待整合统一、在地区之间的互认通用亟待加速推进，同时，各种医保的报销水平保障待遇也亟待不断提高。惟其如此，“私刻公章救妻”的情理分裂，才可能得以真正弥合。
另外，社会对待被救助者的态度也很值得关注。造成他们贫困的因素很多，贫困不能成为弱势群体被社会瞧不起或被遗弃的理由。广州立交桥下的水泥尖便刺痛了流浪者的尊严。之所以走投无路才去申请救助，有些人就是为了留住自己起码的尊严。社会救助不是简单的施舍，要让享有者活出尊严，社会人群看他们的态度在他们看来非常关键。
不管怎么说，廖某违法的悲剧，笔者认为主要是救助不力惹的祸，如果他能早几年享受到救助，或许不至于面临买房子、被判刑的窘境。这真让人担心，一旦失去这些，他的重病妻子和年幼儿子怎么生活？社会救助是否应该主动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