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高铁霸座男事件里，舆论在批评霸座男自身的“高学历人渣”特性之余，把矛头对准了塑造了他这个人渣特性的教育体系，以及对失德和违法丑行视而不见的国人冷漠症。
在滴滴司机涉嫌杀害搭乘顺风车的女孩事件中，舆论也是在批评滴滴公司的种种问题之余，把矛头对准了制造了犯罪嫌疑人的绝望与沉沦以及迫使女孩不得不选择廉价出行方式的底层人群困境，把它概括成“消费降级遇上消费降级”，称嫌疑人“不是坏人，是社会把他压成坏人”。
这种由个体而社会、由个案而普遍的反思方式，是有益的，它有助于理解这些丑行恶行的发生机制，有利于从根源上对它们进行防治。
但是，这种反思最忌“用力过猛”，把拳重重打在社会环境之上，对个体则轻轻放过。
道理很简单，如果社会环境才是罪魁祸首，那么同一社会环境中的所有人就应作出同一行为，同善同恶，这显然与有善有恶的现实严重不符。
二
差异的形成，来自于个体的素质及个体的选择，在诸如霸座男这种丑态百出、滴滴司机这种穷凶极恶的极端行为中，更是如此。
很明显，这些极端行为不似随地吐痰高声喧哗那样是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国民性”，不具有普遍性，因而社会环境只是相当次要的因素，个体问题才是决定性的。
用力过猛地此类事件上挥霍社会批判的愤怒，会混淆了症结所在，放过或减轻了个体责任，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它相当于在揭掉相似群体身上的道德和法律封印，释放出他们心中的魔鬼。
除非是为了面包而犯罪，否则再不堪的社会环境，也不是作出丑行恶行的理由。
因为自己被降级所以去降级别人，因为自己被压垮所以去压垮别人，丛林里的动物还没这么低级。
三
同一时间，在那场台风天气中三大水库同时泄洪而形成的大水过后，39岁的山东农民某，半夜把自己吊死在家门口。
把他推入绝望的，是他借款10万元建起的蔬菜大棚遭遇水浸，大水过后他四处借钱购买水泵争取自救而未果，一家生计的依托，已经无力挽回。
在此之前，在二胎政策放开前100天，他生下女儿，借钱交了13万计生罚款。
半夜家里那堵倒塌的院墙，一定让他这根家中的顶梁柱，在那一刻看到全家生活崩塌而自己无能为力的样子，于是和这个世界诀别。
四
张某的自杀，是底层人群在意外事故袭击下的一次脆断，是一个群体的缩影，是真真正正的一个社会问题。
社会分层是一个普遍而客观的存在，即使是公认最发达最平等的北欧地区，一样不能例外。
不同地方的区别在于，各个分层之间距离的大小、底层人群数量的多寡以及社会保障的强弱。
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四十年大幅减少，是举世公认的进步。
但同时存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社会保障尤其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很低。
由此而出现的现象就是，大量看似告别了贫困的人群，在疾病或灾祸袭击下，一夜返贫，陷入绝境。
张某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身处全国知名的蔬菜之乡，种菜是条不错的谋生之路，银行也给他提供了资金支持，全家人有农村医保，不至于像过去一样，在疾病面前毫无抵抗之力。
总之就是日子虽然艰辛，但不能说没有奔头。
可惜这一切，在灾祸面前，脆弱依旧。
五
城市里，和他一样脆弱的，同样大有人在。
农民工群体就不必说了，除了收入比种菜更有可预测性之外，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
而那些跳出农门的个体户、小白领甚至所谓的中产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还记得在台风中死死撑住面包车不让倒下的那个男人吗？面包车最终还是倒下的结局，就是他们的写照。
六
张某之死，没有直接的凶手可以追究。但它折射出来的问题，值得所有人深思：还有多少人面临底层脆断的威胁？要怎样才能减少这样的脆断？
“做大蛋糕”当然是根本办法。然而蛋糕不是说做大就做大的，它既需要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又需要足够的发展时间。
所以，在做大之前，能做什么就显得格外重要——从张某的遭遇看，在计生罚款执法上的人性化，就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从大的方面讲，缩减政府行政开支，缩减面子工程的耗费，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民生之中，早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要推动这些变化，需要全社会的合力，舆论的关注与批判，是一种必要。
问题在于，这种关注与批判面临阻力，它不可能像痛骂霸座男那样酣畅淋漓，也不可能像痛批滴滴那样无所顾忌。
它绝非一个普通人、一个公司那样的软杮子，捏它需要莫大的勇气。
唯其这样，才显出它的意义。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如果连底层都能得到护佑，其他阶层就更可远离脆断。
所以，请把社会批判的愤怒，从霸座男和滴滴事件中分出一些给这个在大水后自杀的农民吧。
原标题：把社会批判的愤怒，分一些给大水后自杀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