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风青杨
长葛市的黄海霞，1993年以498分的成绩考取许昌师范，却一直没收到录取通知书！十几年后，她向有关部门投诉，称：当年自己的学籍被人顶替了，而顶替的人竟是大伯家的女儿黄风铃。目前，黄风玲在长葛市第一小学任职，而且仍然在使用着黄海霞这个名字。黄海霞说，如今她已经40多岁，用多少钱都买不回她的青春。一张录取通知书，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黄女士说什么也要坚持下去。（澎湃新闻）
这一幕似曾相识，从罗彩霞到王娜娜，再到如今的黄海霞，随着一件件陈年旧事浮出水面，公众被迫带入了一段混沌晦暗的过往，又不得不直面如今异常复杂的现实。因为各自遭遇的世间恶意与阴谋算计，这几起悲剧主人公的命运，都阴差阳错地滑入了另一种轨迹。
二十年多前一张大中专文凭的含金量，应该超过本科学历接近硕士的水平。最起码那时的大中专很难考，而且就业比现在的硕士容易得多。这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所不了解的。一次冒名顶替，让两个人的命运错置：“假黄海霞”窃取了别人的学籍与文凭，此后获得了人生的敲门砖；真年娟香却被“冒用身份”扳动了命运倒转的开关，从此被推入人生的下行线——拿到师范文凭，圆教师梦想，原本对她触手可及，最后却都成了泡影成为农妇。
在类似的事件中我们看到，被顶替者往往家庭条件一般，无权无势，读书可能是他们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唯一途径，冒名顶替等于把他们唯一的改变命运的机会给强行消除了，这么做，影响的不仅是一个人，更可能是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庭里的几代人。
现实比影视剧还精彩，剧本都不敢写的故事在生活中真实地上演了。“克隆”另一个人的身份，冒名顶替瞒天过海从教几十年，堪称神一般的操作。现在，摆在举报人面前的问题是：“神操作”到底是怎么完成的？究竟谁该为此负责？到底是怎样一种力量，在庇佑着顶替者，使她能轻而易举的盗取学籍、冒用身份，使她能够堂而皇之优哉游哉并一路高升。
仔细想想，20年前操作的这起冒名顶替案，不可能由一个未成年的当事人来完成，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人多部门的分工协作、共同参与，甚至还需要有人花钱上下打点，也就是存在行贿受贿行为，一场改变人生的“冒名顶替”如何能“私了”？何况你还威胁人家？
无论是拿着别人的录取通知书上学，还是造假别人的毕业证“进京”，冒名顶替绝不仅仅是名字上的李鬼代替了李逵。根据我国刑法，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均是明确的违法行为。然而，此前多起事件的处理，却多是以撤销造假者学历学位或给予一定补偿就息事宁人，即便有追责，往往也是用党政纪律处分代替刑责。这样的做法除了让追求正义者心寒，更让造假者逍遥法外，产生不良的社会示范效应。试问，如果对此前的每一起冒名顶替案件都能彻查和严格追责，当初又如何会在“王娜娜事件”调查初期出现校方当事人故意隐瞒实情、造假者包庇亲属干扰调查等心存侥幸的行为？
接二连三的冒名顶替事件，留给人们一系列的疑问，比如一个叫了十几年张莹莹名字的人如何轻而易举地就改名成了王娜娜？一个高中教务处老师如何敢将一张暂时联系不到学生的通知书交给他人去造假使用？一份份假的考生报名登记表、体格检查表又如何通过审核？这些都提醒着相关部门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应该健全制度、完善管理，而前提是对每一起事件彻查清楚，明确责任。
尽管每一起冒名顶替案件，都可以归结为历史遗留问题，毕竟过去的纸质学籍档案、不曾联网的招录模式等等，都漏洞百出极易给人以操作空间。但除此以外，我们更应该记得，每一起冒名顶替案，最终都会牵出一串的同谋者——“他”可能是中学班主任，是学校的管理者，是教育系统的公务员，是招生院校的某个经手人……
“即使他们受到处理，我的梦还是圆不了。”这是王娜娜在媒体上谈到事件最终调查结果时发出的感慨。这话听着让人心碎，又足以发人深省。任何事后的调查都无法挽回受害人逝去的青春，还原本该属于他们的人生经历，但仍需要我们本着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对每一次事件追责到底，这不但是为了给受害者一个说法，而且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冒名顶替造成的影响之恶劣，怎么形容都不为过，造成的损失之大，根本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如果恶劣的行径，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