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月28日，沉寂许久的柴静推出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一时间，播放量惊人。与此同时，网上掀起有关柴静此举动机和私德的讨论更是铺天盖地，柴静再次陷入舆论漩涡。评论人马小盐认为，面对公共议题，中国人通常并不就事论事，而是一贯对别人进行道德评判，甚至人身攻击，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舆论雾霾和言论痛殴，其实是中国特有的阶级斗争遗毒和病态话语污染。
柴静纪录片《穹顶之下》一经播放，网民便快速分化为两大阵营：赞扬柴静或辱骂柴静。我原本以为这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引发的将是一场关于环保、关于雾霾、关于环境治理的专业知识的大讨论，结果却演变为一场关于柴静的个人道德鉴定：柴静是个好人还是坏人？柴静有没有向体制递投名状？柴静是个五毛还是西奴？等等等等。
喧哗时代的心灵雾霾
综观中国网络史，我们便会发觉，这是中国互联网的一大顽疾。任何公共议题，到了互联网这个喧哗的广场之上，最后都会沦陷为一场对核心议题不屑一顾，而纠缠于议题发起人的道德评估。中国人对别人的道德状态，有着近乎病态的关注度。这种动辄进行道德评估的心灵雾霾，其实是阶级斗争的遗毒。它比弥漫在我们天空之上的雾霾有着更为持久的历史，它是毛时代馈赠给这个后集权社会的神圣礼物：毛时代的政治思想是全民挖掘人民群众中潜伏的阶段敌人，互联网时代极左与极右们的政治手法则是教唆网民们警惕潜伏在人民群众中道德败坏的人。
改革开放三十年，很多中国人面对一个公共议题，尚处于居委会大妈一般的认知水平：抛开一切客观事实，先考察议题发起人的出身、身份、职业、情感履历，鉴定他（她）是完美的圣人还是本时代的阶级敌人。如果是完美圣人，无论他做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就要赞美。如果他是本时代的阶级敌人，无论他做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就要谴责。因此，对一些人而言，姜文的电影、崔健的摇滚，艺术美学的探讨成了次要问题，大院子弟的出身反而成了主要问题。柴静制作的《穹顶之下》是否击中全民的生存之痛成了次要问题，曾经的央视主持人身份与官方话语（新环保局长上任）的高度契合成了主要问题。
这种因对体制的不信任，导致的对身份、对人性、对美好事物的不信任，癌细胞一般四处弥漫。人们怀着警惕之心审视他人的行动，怀疑他人即若做一件于公于私皆有益处的事情，亦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此次对柴静的《穹顶之下》进行动机质疑的便有两类人。一类极左，认为柴静录制雾霾属于西方敌对势力。一类极右，认为柴静的纪录片，在为政府变相维稳。西方敌对势力之说，我们早已听闻至双耳滴油，诸如此类的弱智言谈不驳也罢。极右派指斥的《穹顶之下》在变相维稳，倒是阴谋论中颇为新鲜的猜心术。众所周知，每一个人都需要呼吸，雾霾是全民公敌。在这个全民公敌面前，不就事论事，不就纪录片本身进行研讨与批评，而是写小说一般想象力发达的揣摩纪录片制作者的心理动机，这种懒于行动却四处皆敌的逻辑思维，总让我想起塞尔维亚小说大师帕维奇《哈扎尔辞典》中所描述的“哈扎尔毒咒”。在我看来，这些人很可能是“哈扎尔毒咒”的虔诚信徒，他们以为，没有行动，仅仅依靠话语诅咒的魔力，就可以改变雾霾以及后集权制度。
正如何清涟女士所言“民主制只保证民众享有选举权与人权，但人权之一的环境权在中国的生态环境下不可能自动实现。”环境问题，越早启蒙，越早普及、越早采取行动，对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子孙，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环境问题尚需等待后集权社会的土崩瓦解，等待遥不可及的民主体制的降临的那一天。我想，这样的极右派，说他们是“哈扎尔毒咒”的信徒，很可能亦高估了他们的智力。要知道，面对一个焚林而田、竭泽而渔的社会现实，环境与资源没有时间、更没耐心等待。这样的极右派，最多是劣质动漫《喜洋洋和灰太狼》中的潇洒哥，天真的以为在网上“画个圈圈诅咒你”，集权、水污染、雾霾等等事物就会灰飞烟灭，民主、自由、平等、蓝天就会在魔咒之后仙女一般翩然降临。
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反观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现状，则是一个规则匮乏、潜规则肆虐、道德评估员频频闪现的国家。其之肮其之脏，何止胡适所言的肮脏的平方？
中国式批评的道德误区
面对柴静《穹顶之下》所引起的冲击波，有媒体评论员言：柴静已经获得巨大的赞誉，希望批评的人继续批评（大意如此）。我想在这里指正一下，一个公共议题，需要评论的是公共议题本身，而非制作人的动机、道德甚至他（她）的私生活。所有的批评之中，动机批评与道德批评，不但算不上批评，还会使得公共议题悬置一旁的批评位移。按照阴谋论者的伟大逻辑，他们的论调才是变相维稳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因为不用相关部门出手，雾霾议题因为他们的猜疑，就成功的由环保问题置换为柴静个人的道德问题。动机批评与道德批评是最为廉价的唾沫与口水，它只能制造毫无意义的话语噪音和话语垃圾。
批评何为？批评为的是道出真相或真理，而非为了反对而反对。批评家既不是御用表扬家，更不是一个毕业于蓝翔技校的道德酷吏。批评家是一个拥有专业知识与理论工具、面对具体文本或社会事件、进行深入腠理的文本分析或符号分析的人。批评家之所以进行批评，不是为了抢夺话语权，刷取知识分子一览众山小的存在感，而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存在本身。但基于目前中国批评队伍中评论理论的匮乏，评论素质的良莠不齐，大量文革式话语进入了批评文本，导致很多媒体人以为，批评就是反对、就是否定、就是值得赞美的事物也要来一顿毫无缘由的棍棒式打击。
真正的批评家，是火眼金睛的鉴别师，他为值得赞美的而赞美，需要贬斥的而贬斥。批评家不是为了争夺话语高地、罔顾事实的“两个凡是”的投机分子：凡是蓦获名声的都需痛殴，凡是与体制有所牵连的都需痛击。
阅读国外的批评文本，我们便会发觉，优秀的批评范本，多是对批评对象进行大量的文本细读，对艺术品或社会事件进行基本的美学评价或价值评估，歇斯底里的道德指控十分罕见。即若面对希特勒的御用女导演里芬斯塔尔这类有着严重道德瑕疵的艺术家，桑塔格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一文中，亦是进行了大量的文本细读，肯定了里芬斯塔尔的电影美学之后，才摆事实、讲道理、列证据的对里芬斯塔尔进行道德谴责。这才是正常的批评文本：文本细读为主，道德评估为辅。然而，目前流行于中国媒体的大多批评文本，酷爱道德评估为主、文本细读为辅。这种热衷道德、丧失理性、颇具特色的中国式批评，言辞嚣张、手舞足蹈的行进在批评的误区。它不但偏离了批评的正常轨迹，还不利于在逼仄的有限意见空间（互联网）中公民之间的理性对话，并使得这种理性对话，遭受到更多的话语误导与话语蒙蔽。
公民匮乏的话语污染
捷克政治家哈维尔一生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创建，并于1989年，在布拉格制定公民论坛的对话守则:一、对话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竞争；二、不要作人身攻击；三、保持主题；四、辩论时要用证据；五、不要坚持错误不改；六、要分清对话与只许自己讲话的区别；七、对话要有记录；八、尽量理解对方。
反观近两日微博、微信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发言，我们便会发觉，目前的中国，公民罕见，“屁民”扎堆。面对人人无法逃离的雾霾议题，大多“屁民”无法理性对话，却更热衷于人身攻击与离题万里，并因拥护与反对，站在两个队列，互相进行话语痛殴，却难得一见关于雾霾的专业性、建设性文本。一个事关呼吸、事关生存、事关健康的良好议题，就此陷于道德与非道德、粉丝与反粉丝、阴谋与非阴谋的泥潭之中，直至官方发布禁令，再度令议题成为烟花般灿烂的一闪而过的昨日黄花。这便是“屁民”社会的死循环。在逼仄的有限意见空间，社会裂隙不可弥合，话语泡沫如屁泛滥。任何公共议题，都无法达成至公民社会第一步：意见共识。更何谈由意见共识转化为公民意志？
以上所言，不是说柴静圣母、是偶像，是不可批评的人物，而是说，批评有批评的尺度。众所周知，公民社会的形成，不但需要公民间的良性对话，还需公民自身的实际行动力。所有的改变，皆来自行动，来自对既成现实的积极干预。一个勇于行动的团体，便是一支优秀的军队。柴静的《穹顶之下》当然有它的瑕疵，煽情是她一贯的风格。但这次她的团队，已力所能及的将煽情压至最低限度，并以数据作为主要说服力。在我看来，这部纪录片所引起的巨大震撼力，和隐藏在柴静身后的优秀团队脱不了干系。四五年前，有媒体曾提出一个过度乐观的口号：围观改变中国。如今回看，围观改变中国，改变了多少，大家有目共睹。在我看来，真正改变中国的，应该是行动，而非围观，更非“画个圈圈诅咒你”式的话语魔咒。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是百科全书，我对雾霾的理解与常人无异。有人说《穹顶之下》无有任何启蒙意义，可当我看完《穹顶之下》，便被这个纪录片条理清晰的信息量与大量的数字分析所折服。就目前中国的纪录片而言，它录制的直击时弊、填补空缺。我期待看到比《穹顶之下》更有深度、更具创意、更有分析力的有关雾霾的纪录片与批评文本。我希望那些秉持阴谋论，进行道德指控的人，写出更为深刻的雾霾分析的学术论文，拍出比柴静团队制作更为精良的雾霾纪录片。综上所述，这一切的一切，无非是想看清雾霾的真相，对雾霾的形成与治理具有知情权。而非穿着批评的外衣，主动转移话题，并自身制作舆论雾霾，形成另外一种污染源：话语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