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形状的色块，是王颖科在地铁5号线上消磨1个多小时出站后，眼前的景观。
从蒲黄榆地铁站A口到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路线，王颖科早已熟记于心。
直走约100米后，左拐，这是一条夏末时节仍能听见风声，感受到阳光热度的道路。他快走到学校时，有一条狭长的胡同，两边总散发出与商铺名字一样名副其实的食物味道“大碗烩面”“成都菜”等。
学校的保安见到王颖科会主动冲他喊一句：“王老师，早啊！”他作为外聘的盲人调律老师的一天就从这声清早的问候开始，至今已经6年。
王颖科也是公司老板、钢琴调律师，一位靠着手艺吃饭的盲人：“赚的钱没有之前多，但不能总让老头儿操心。”“老头儿”是王颖科对老师李任炜的称呼。
“教盲人调律还得盲人来，李老师的那套教学方法不能丢了。”于是，王颖科毕业工作12年后，又从李任炜手里接过这份教育事业，“对于盲人来说，钢琴调律就是门手艺活，不仅是教书育人，还要保证他们能依此生存。”
“不懂要说，咱们慢慢来”
钢琴调律俗称调音，简单地说，就是将琴弦拧紧或者放松，使其发出的音达到国际标准音。
1990年，李任炜调到北京市盲人学校教音乐。当年9月，他参加了美国卡特基金会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合作举办的盲人钢琴调律师资培训班，跟着美国钢琴调律大师安妮•格瑞学习，最终掌握了这门技艺。
1991年，李任炜39岁，开始在北京市盲人学校教钢琴调律。他的到来，使盲人钢琴调律和钢琴维修的专业课程在国内首次开展。
这是一门年轻的课程，授课对象是一群盲孩子，普通的教学方法无法满足课程需要，李任炜只能自己钻研。
时光流转，虽然李任炜早已退休，但闲不住的他，仍在中国盲文图书馆继续授课，为他提供平台的人是自己的学生郝沁。
9月3日，郝沁告诉新京报记者，李任炜当了近30年的教师，但他的热情和耐心依旧未减：“他现在上课跟以前状态一样好。”
按下带有盲文字符的电梯按钮，穿过两边黄色齐腰的手扶栏杆，新京报记者在中国盲文图书馆304室看到，李任炜正对着坐在一群视障人士面前。
从所用工具上，可以分辨出来他们的视力程度。拿着高倍放大镜的学生多为半盲状态，有光感，用的是印刷体书籍；面前铺着厚厚的牛皮纸盲文书籍的，多是全盲学生，他们感知不到微弱的光线，只能凭借听力和指尖上的触感来获得知识。
教室里正在进行的是基本乐理课，课堂里的学生们大部分都已头发花白。
课上，李任炜用食指和中指慢慢滑过盲文教材上凸起的字符，为同学们温习上节课的知识点，随后展开作业讲解。
“这应该是哪个音？”李任炜的提问戳中了同学们的集体盲区，无人回答。随后，李任炜笑着说，“没关系，课上的不全，反应不过来，我们从头再讲，慢慢来”。
坐在一旁的助理也随即吆喝“不懂要说啊”，于是气氛又活跃起来。课上，李任炜大嗓门的鼓励不绝于耳：“好极了”“越来越熟了啊”“非常棒”，再和着几个电子琴上的音符，两小时的课程很快就结束了。
下课后，郝沁接过李任炜手里的书，刚要走时，有学生喊了一句，“李老师您包没拿”，李任炜接过学生递来的包，把水壶装进包里。
那是一个蓝色的水杯，隔着杯口能触摸到水温，40分钟前，这杯水才被李任炜右边的学生接满。这名学生告诉新京报记者，课程是免费的，水喝一节课就差不多没了，她就帮忙续上。装水的时候，这名学生总会侧耳倾听，根据声音来判断水是否装满，听不清楚时，水会漫出来：“烫着，都是小事，盲人哪有不挨烫的。”
“我说你两句，怎么这样说不得”
李任炜结束课程后，在夫人申晓芳的搀扶下，走出盲文图书馆。
郝沁下来了，她和申晓芳一左一右，陪同着李任炜穿过两条人行道，走到吃饭的地方。
点菜时，询问了菜名后，申晓芳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郝沁身上：“姑娘，你想吃什么？”“回锅肉，每次到家里都让我给她做”。
菜不一会儿就上齐了，申晓芳找服务员拿了三个饭碗，放到李任炜面前，再用勺子把各种菜都放到碗里。李任炜吃饭时把碗端起，往嘴里拨，或是夹一筷子吃。
“不好意思来晚了。”话音刚落，王颖科坐在了三人对面。进来时，他还拿了一袋礼品，“中秋节要到了，给老师买的粮食和月饼。”李任炜的“粮食”就是烟。
一番谦让后，四人坐定，师徒的话题从未间断，但相处起来更像一家人，一边是申晓芳忙活着给三人夹菜，另一边是两个学生给李任炜添酒。
王颖科是郝沁的师兄，但两人因为李任炜的缘故常有联系，他们也是李任炜最早的一批学生，三人的师生关系已近20年。
一件至今让王颖科感到羞愧的事，他自己讲了出来。一次考试，琴房的琴轴有点松，调完之后稳定性不是很好，调音调不准。师哥师姐就告诉王颖科，砸完之后稳定性会好。为了考的分更高，王颖科偷偷跑到教室，把钢琴的整个轴都砸了一遍，让琴弦更紧一点：“没想到，砸完之后，钢琴音更低了，等于别人的琴差2个音调标准，我的琴差20个音调标准。调完之后，李老师感觉水平不对，一摸轴，明白了。最后，那门课分数最低，所以还是得诚实。”
李任炜高兴起来，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教学往事。
一次，学校组织考试，小爽（化名）调完琴，问题还很多就交卷了。李任炜问：“这么多问题就交卷了？”结果小爽没接话，一甩手就走了。叫也叫不回来：“我看不见她，但是我有自己的方法，我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特别大声地喊，你今天不回来，明天别来上学了。你出现的问题，我说你两句，怎么这样说不得。”
李任炜回忆，即便自己听到小爽带着哭腔回来，也坚持要求她全部调完再走。
“找到那个音”
这份执着，事出有因。
“盲人比较特殊，刚去琴行的时候分去调琴，顾客一看来了个看不见的，直接就把门关上了，对琴行破口大骂，‘我买这么贵的琴，你给我找个瞎子，没人了吗？’所以，教他们学调律，更得仔细，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更专业，才能开阔出来一片属于自己的市场。”王颖科说。
这一份理念，也是李任炜坚持的，他希望有一天，盲人不仅仅在按摩事业上得到社会认可，盲人调律也能在全国遍地开花。但生源和就业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李任炜身上。和他一起发愁的，还有接班当了老师的王颖科。
但他们，都只是外聘教师。
“外聘意味着有些时候没太多发言权。”李任炜告诉新京报记者，
北联大被称作是盲人的“北大”，但进入这里学习盲人调律的学生们，在实践教学中仍吃不消。李任炜说，一些有视力障碍的同学，家人溺爱，到了大学后，连饭碗都端不稳，鞋带也不会系，更别说学会调琴了。
健全的老师们学历高，教授两年乐理知识。到大三大四时，钢琴调律和钢琴维修方面的专业课都要王颖科来教。
王颖科一周有11至12节课，好在外聘教师不用坐班，有课时直接去学校上课：“但我经常早8点晚9点，实践课时少，学生们学不会，就得利用课余时间教。”
特教学院实验楼5楼，是王颖科每天出入最多的地方。这里有很多隔离开来的密闭琴房，靠走廊的一面有处约1平方米的玻璃窗户，琴房里是一架拆分开琴盖的钢琴，一把黑色长椅。
上课时，学生们各自找琴房坐着练习，右手拿着扳子拧松紧，右手放在钢琴键上听声音，双手配合，争取在按琴键和琴槌击打琴弦的一瞬间调准。
王颖科就在各个琴房间来回跑。一名学生怎么也找不准，王颖科进去指导时说：“你调一遍我看看。”学生调出三个音，但都不确定哪个更准。
随即，王颖科接过扳子，仅用2秒便调好了，随后，他又让学生试了一遍：“对，就是这个音，自信一点，你心里的就是对的，是最合适的音。”
“找到那个音”就是盲人调律师们赖以生存的手艺。他们将依赖这份训练出来的音准谋生，实现人生价值。
中国盲文图书馆的课堂上，李任炜敲击着电子琴的按键配合讲解。 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专业能力绝不比别人差”
手就是盲人的眼睛。
王颖科告诉新京报记者，普通人学习调琴，一看就知道缝隙是否均匀，调节位置拧松紧就行。但是盲人必须右手拧松，左手摸木槌，感知缝隙是否均匀后，再拧紧：“调弦的参数按毫米算，所以，盲人学会调律不是简单的事，要通过大量的专业训练。”
侯照昆是王颖科的学生，今年大四，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只有王颖科在上课时，会告诉他们坐姿、仪态，以及如何跟顾客沟通：“调琴不仅是跟琴打交道，也是跟它的使用者打交道。”面临毕业，侯照昆也开始在王颖科的公司里实习。
经过三年的学习，侯照昆已不必隐藏自己的盲人身份，但他总记得老师的教诲：“我们在调琴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琴的安全。”
随着盲人们调的琴越来越多，社会逐渐撇开偏见，认可他们，刚毕业的月收入三四千块钱，熟练之后收入能上万。
王颖科对自己教出来的学生们有信心，能在自己公司实习的学生至少是3级调律师（最高1级）：“我们调的琴，保修半年……我们见到琴，要做好所有的机械整理，所以出故障的几率比较小。我们的专业能力绝不比别人差。”
除了技术，侯照昆学习到的还有工作责任和态度。王颖科常说：“你不好好干，毁的是群体……”
但用户的增长，只能靠顾客间的口碑宣传，亲朋推荐。服务人群无法扩大化，是让王颖科和李任炜都犯难的事。
“每年都通过盲人协会向中国残联的理事会申请，将盲人调律列入残疾人就业项目，但是，聋人的剪纸绘画、糊风筝都算是项目，盲人调律就是进入不了这个名单。”李任炜说。
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庆忠回应：“中国盲协一直在推动钢琴调律的发展。钢琴调律纳入残疾人就业目录的事情，盲协、中国残联也一直在商议，因为客观原因，一直没有纳入。残疾人就业目录是各省对残疾人培训的依据，目前盲人钢琴调律不够普及，从事钢琴调律的人数比较少，推广存在很大的难度，条件不是很成熟。盲人钢琴调律从国外经验来看，是很适合盲人的，在国外的认可度挺高的。国内盲人钢琴调律的社会认可度还需要进一步推动。”
尽管李任炜已经退休，但他仍一有重要会议时就带着王颖科参加，他希望将来能有人接着为盲人调律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
多年前，国贸曾举办展览，展厅中央是一架改造的古董施坦威钢琴，那架钢琴标价1500万，也是王颖科调过的最贵的一架钢琴。
这是王颖科的高光时刻，他希望未来的盲孩子们，不光去顾客家里调琴，还要站在演奏级的钢琴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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