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海耶克教授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了《到奴役之路》一书。批评家们将这本著作和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相提并论，可见它的重要。一九五三年我才有机会读到这本著作。当我读到这本著作时，好像一个寂寞的旅人，在又困又乏又渴时，忽然瞥见一座安稳而舒适的旅舍，我走将进去，喝了一杯浓郁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正同五四运动以后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年青人一样，那个时候我之倾向自由主义是未经自觉地从政治层面进入的。自由主义还有经济的层面。自由主义的经济层面，受到社会主义者严重的批评和打击。包括以英国从边沁这一路导衍出来的自由主义者为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守不住自由主义的正统经济思想，纷纷放弃了自由主义的这一基干阵地，而向社会主义妥协。同时，挟“经济平等”的要求而来的共产主义者攻势凌厉。在这种危疑震撼的情势逼迫之下，并且部分地由于缓和这种情势的心情驱使，中国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酝酿出“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根本不通的。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在政治上作主人，在经济上作奴隶”。我个人觉得这个主张是怪别扭的。但是，我个人既未正式研究政治科学，更不懂得经济科学。因此，我虽然觉得这个主张怪别扭，然而只是有这种“感觉”而已，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正在我的思想陷于这种困惑之境的时候，忽然读到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这本论著，我的困惑迎刃而解，我的疑虑顿时消失。海耶克教授的理论将自由主义失落到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从新救回来，并且扩大到伦理基础上，一个人的饭碗被强有力者抓住了。哪里还有自由可言？这一振兴自由主义的功绩，真是太大了。
我平生读书与思考，受影响最深的要推罗素。除了罗素以外，近年来对我影响最深的要推波柏尔和海耶克二位教授。我受海耶克教授的影响是从读《到奴役之路》开始的。这本论著曾给我的思想以一个新的冲击。它使我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加深并且加广。
我现在说自由主义是一种“主义”，实在有些勉强。我现在之所以用“主义”一词，纯然是因为我找不到更恰合的字眼来表达我所要表达的意义。“主义”一词的用法，在许多情形之下，与现实层界的权势不可分。于是，它变成“只许信奉不许批评”的圣谕。这样一来，它带有权威的阴影，和强制的意味。自由主义即令算是一种主义，也不是这样令人紧张的“主义”；否则根本就失其为自由主义的资格。自由主义可以被反对，可以被批评，而且无宁欢迎批评，它也无惧乎反对和批评。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层面而已。自由主义之最中心的要旨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活原理，及人际互动的一组价值观念，或对人对事的态度。它是人本主义的，认为个人是人生一切建构和一切活动的始原起点。个人有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法治的基本出发点和功能，并非保障政司的权力，而在保障个人之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从这一组设准出发，自由主义者看得最严重的事是镇制权力的随意滥用，并且反对国邦统治大家的经济生活。自由和责任有不可分性。依此，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于他的所言所行的后果都负有责任。不付责任的人是没有资格讲自由的。没有理知和道德观念作基础的骚动根本就不是行动自由。不从理知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出发的言论不是言论自由。骚动和不负责的言论往往招致极权主义的灾祸。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和东方的若干大变乱的史例可为殷鉴。
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当时给我那样的感兴和帮助。我很愿意将我从这本书所得到的益处分给别的读者。于是，我着手“翻译”，并且作注解。这个工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到一九五四年完成。
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胡适之先生在当时的“自由中国社”欢迎茶会上讲演词里说：“二月二十二日，纽约时报的新闻记者同我谈话时，我曾对他说：‘我所知道的，在台湾的言论自由，远超过许多人想象的。’我还举了个例子。他们大概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没有登出来。我举的例子是说：比方我们“自由中国”最近七八期中连续登载殷海光先生翻译的西方奥国经济学者海耶克（原系奥国经济学者，后来住在英国，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所著的《到奴役之路》。我举这个例子，可以表示在台湾有很多的言论自由。因为这种事例，平常我们是不大注意的。这部书出版于一九四四年，到现在已出了十版，可说是主张自由主义的一部名著，也可说是新的主张个人自由主义的名著。这本名著的用意，就是根本反对一切计划经济，反对一切社会主义。一切计划经济都是与自由不两立的，都是反自由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计划经济，所以尽管自由主义运动者多少年以为：社会主义当然是将来必经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却以一个大经济学家的地位来说：一切社会主义都是反自由的。……”（载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第十卷第六期）
那时的胡适能注意及《到奴役之路》的出版和翻译，这表示他的自由主义的余晖犹存。不过，在台湾能翻译并发表《到奴役之路》，这件事对当时“台湾的言论自由”究竟有什么证明作用就颇不易断言。严格地说，胡适之先生关于台湾言论自由问题的谈话我并未清楚了解。当时他说的“台湾的言论自由，远超过许多人所想象的”，他说的“许多人”是多少人？是些什么种类的人，这些人当时所“想像”的“台湾的言论不自由”的程度有多大？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台湾的言论自由，远超过许多人所想像的”，“超过”的程度有多大？这些问题，我从他的讲词里得不到解答。我所能确切指出的，是当时《到奴役之路》有发表的自由。不过，这是十一年前的往事了。往事如烟!在这十一年之间，台湾的言论自由是进步了，退步了，或是停在原处未动，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这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必须研究舆论的专家来解答。可是，无论他的解答是否和每个人的切身经验符合，特指地说，我希望《到奴役之路》一书的“译注”原文于十一年以后的今天在这里不是没有和读者重逢的实际可能。
十一个艰辛的年头就这样飘过去了。人生并没有太多个的十一年。回首这十一年来，我个人经历了这激变时代里的一些激变。这些激变，使我对于这个时代的了解加深，尤其对于我个人的处境的认识加深。因此，我的思想也发生若干改变和进境。这些激变和进境使得我现在认为我在《到奴役之路》的“译注”里所展现的思想有些更动的必要。例如，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认识，对于道德价值的认识，我现在的了解和当时颇不相同。凡此等等，我只有在别的论著里去表示了。
当我对《到奴役之路》作“译注”时，我说是“翻译”。照我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有些欠妥。虽然，我借来的《到奴役之路》原书因早已归还原主以至无法将原文和“译文”查对，可是，我现在觉得有些地方不能算是严格的翻译，只能算是意译；还有节选的情形，也有几章未译。关于这一方面，目前被种种事实上的条件所限，我无法补救。我希望在将来对于自由的观念和思想之启导工作上能有机会多作努力。现在，我只能把本书叫做《到奴役之路》的“述要”。同时，我趁出版之便，把内容稍加修改——特别是有关人身方面的，因为我所应着重的是观念和思想及制度。
复次，近四五年来，我对海耶克教授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从他的著作和行宜里体会出，他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我所处的环境之动乱，社群气氛之乖谬，文化传统之解体，君子与小人之难分，是非真假之混淆，以及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颠困流离，在在使得我对他虽然心向往焉，但每叹身不能至。而且，近半个世纪中国的现实情形，不是使人易于麻木，便是使人易趋激越。从事述要《到奴役之路》时代的我，是属于激越一类的。十几年过去了，回头一看，《到奴役之路》经过我的述要，于不知不觉间将我的激越之情沾染上去。我那时的激越之情和海耶克先生的肃穆庄严是颇不调和的。关于这一点，我很惭愧。我认为我应该向海耶克先生道歉。
《到奴役之路》这本论著的述要，就所倡导的观念和思想内容来说，今后大部分有现实的生活意义。实实在在，它展示了一组生活的基本原理，因而也就指出了一条生活的大道。至少，依我的人生理想而论，有而且只有跟着这条大道走下去，人才能算是人，而不致变成蜜蜂、蚂蚁、牛群、马群、工奴、农奴、政奴，或一架大机器里的小零件。就最低限度的意义来说，这本书的述要之在这里出现，可能让这里长年只受一种观念和思想熏染的人知道，这个地球上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观念和思想；而且，在那许许多多不同的观念和思想中，说不定有的比他所熏染的更好。人不能完全藉消耗物质来延续生命。人的生活还须有理想的远景。有道德相知识作基础的理想，至少比需靠现实层界的权势和利益来支持的种种气泡，较值我们怀抱得多。
古人说：“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近年来常常想，人生就过程来说，有些像一支蜡烛。这支蜡烛点过了以后，永远不会再燃了。我从来不做秦始皇帝那种求长生不老的痴梦。那些藉语言和幻想编织一幅图象来把自己躲藏在它里面的人实在是软弱的懦夫。世界上最刚强的人是敢于面对逆意的现实真相的人，以及身临这样的真相而犹怀抱理想希望的人。现在，我像冰山上一只微细的蜡烛。这只蜡烛在蒙古风里摇曳明灭。我只希望这支蜡烛在尚未被蒙古风吹灭以前，有许多支蜡烛接着点燃。这许多支蜡烛比我更大更亮，他们的自由之光终于照过东方的大地。
五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修正
放弃了的道路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一章
译者的话
今日世界面临的最大课题无疑是从对抗共产制度而反极权暴政。就纯正的理想而言，这是为了建立民主以实现自由，这一最低限度的主旨，应是自由世界所一致趋归的。然而，在自由世界里，并不是所有的份子对此主旨真切向往。因此，自由世界还未能形成在政治上的一个同质体以发挥最大可能的反共效率。时至今日，在自由世界里，尚有人发出要民主而不要自由的妙论。吾人需知，自由是民主的真实内容，民主是自由的较佳形式。没有民主则自由失去保障与发展的凭藉。没有自由则民主将成独裁与极权暴政的工具。谈民主而反自由，正犹之乎要结婚而反对恋爱。这是什么“逻辑”！
民主形式是易被利用的。举凡开会也，选举也，议事也，立法也，举手也，无一不可表演得惟妙惟肖。自由则不能被导演。自由是个体之自主，自发，自律的思想，言论，与行动。所以，当自由民主之要求正大光明，而且成为沛然莫之能御之势时，现代极权统治者为表面顺应此势以保持其权力，无宁选择形式的民主，而打击内容的自由。于是，苏俄发明了“人民民主”这类的玩意以欺众。但是，假戏总是容易败露的。当着“人民民主”这种假戏被大家看穿而且要求货真价实的自由的时，苏式发明家将会对“自由”这个名词让步，而别筹方法来挖空自由之实际，或利用大家对于自由并无真正的了解而藉巧立之名目导向自由之反面。也许，苏俄型类的发明家会说，只有“阶级自由”，“共产党的自由”，或“苏俄国家之自由”，再没有别的自由。这样一来，就把真正的自由，一笔勾销了
自由不是随便可以获致的。它是适合的历史和环境之产品。在“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气氛笼罩之下的地区，不会产生自由。“作之君”和“作之师”混为一谈时，自由不能显现。“一盘散沙”并非自由；自由并非“一盘散沙”。在一群人中，即使具有含糊的自由观念，但如未将自由观念建构化（institution -alize），器用化（implementationalize），任其藉此发展，那么自由观念有如未经孵化之卵，永远不能化而为鹏。这样，纵有自由观念，或所谓“精神的自由”，它对于整个的人理建构不能发生相干的作用。所以，那聚族农耕的地区，不易出现自觉的自由人。从前，在这些人中，具有某种文饰的禁忌（Tabooism）发生支配生活的魔力。到了近代，这种禁忌渗入这些人的政治生活里，便转形为种种色色的政治教条。藉高挂政治教条而获得现实利益之反对自由，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实在说来，东方没有自由传统。在东方某些地区，富于一元论倾向的意理，它虽未将其他意理排斥尽净，但至少居于优势的支配地位。这种富于一元论倾向的意理，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定于一尊”。到了现代，经过大的政治变革，“一尊”被灭，堕落而为拥有武力与割据土地者对人众之宰割，统治，镇压，以及部勒。德日诸国之军国民思想的输入，给予了这些玩意以“思想武装”。不久，俄国革命发生，布尔希维克意理向东泛滥。布尔希维克意理遂取军国民思想的支配地位而代之。布尔希维克主义者，从理论上到实际上，无不彻底反对自由思想，自由言论，以及自由组合；而主张严格以一个教条统治思想，以一种宣传来齐一言论，尤其是以一个政治组织来代替众多的政治组织。布尔希维克主义者与军国民主义者虽属来路不同，但是在敌视自由上则同；尤其在摧毁自由之技术上，后者望尘莫及。在这一关联上，后者是易与前者化合的：在军国民思想的潜意识底子上，加上布尔希维克式的技术。这样一来，数十年来播散的自由种子更暴露在寒风烈日之中，而日趋凋零，衰落。
自由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严格意义的自由人之出现，只是历史进入近代才有的事。时至今日，世界上只有较少数的人才享有自由。自由人是自主，自发，和自律的人。人而能自主，自发，和自律，这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自由人和最文明的人二者是同义语。自由是不容曲解的。它是西方近代宗教、政治、经济、和知识向前发展的产品。因而它有一定的真实内容。东方大多数人，对于自由的真实内容依然一无所知。对抗共产制度而不知自由为何，正像结婚而不谈恋爱一样地可悲。
原籍奥国的学者海耶克（F.A.Hayek）教授的著作《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依译者之所知，乃近若干年来论析自由最佳的著作。问世以来，学人交相赞誉。欧美学人H.Hazlit，G.Garrett，J.Davenport，Hans Kohn，以及Louis M.Hacker等之评赞且不具论。我们兹看当代最有影响的大经济学家铿斯（M.Keynes）对海耶克这部论著的态度，便可见其价值。（罗斯福总统所领导之新政，在经济理论上，大受铿斯的影响。）
铿斯与海耶克教授原系论敌。但是海耶克教授此一论著问世之初，即改变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铿斯致函海耶克教授道：“我在旅途中有机会把你的著作好好读过了。照我看来，这部著作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你把所亟需说的话说得这样好，我们都应该感激你。当然，我不能全部接受你关于经济方面的学说，但是，在道德方面和哲学方面，我却全然同意你在这部著作里所说的。对于这些学说，我不仅是同意而已，并且深深受其感动。”（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1952）由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铿斯对海耶克这部论著估价如何的高，以及他受到怎样的影响。
我们再看铿斯传里是怎样说的。铿斯传里说“近来有件可喜的事。即是是铿斯和海耶克教授二人获致了愉快的友谊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耶克教授的注意力转变了。他不再研究银行论与资本论这类专门技术性的问题。他写了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原理的著作《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部著作中虽不无过甚其辞之处，但毕竟算得是一部典籍。”铿斯和海耶克教授发生愉快的友谊关系，可算是铿斯对于海耶克思想怎样反应之一表示。从这一表示，我们可以看出铿斯对于这个时代某些根本问题的看法。以共党作主力所鼓励的非自由主义的意理，到了二十世纪，几成无可抗拒之势。海耶克教授此作，则成正面抗拒此势之信号。所以它受到学人的重视。
这部论著的立论，固然主要系从政治经济入手，但背后假定了自由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著者海耶克教授学识之淹博，观见之深入，论证之谨严，保卫自由制度之用力，及其对源出德意志的反自由逆流思想驳议之精，实为近年来所罕见。这部论著，是一面镜子。我们看这面镜子，便可一目了然：奴役社会是怎样构成的；哪些地区正在朝着奴役之路迈进。这样的力作，对于趋慕自由但却为流行的似是而非之说所搅困的人，应该是一座指路标。
海耶克教授曾目睹纳粹如何摧毁自由而导德意志人民于奴役之路。彼进而思究此结局如何主要源出德意志思想。海耶克之写这部论著，可谓现身说法。德奥学者与海耶克同等遭际者尚大有人在。彼等近二十年来类此之论著给予英美学人以若干警醒：使彼等重新肯定一度受到严重震撼的自由信念，并从而革新之，扩大之。纳粹与共党是欧洲现代政治上一对变态的孪生儿。无论二者在发生的根源上有无不同之处，纳粹统治与共党极权的作风与实际设施使人民亲身感受的痛苦，则甚少差别。所以，至少在这一关联上，凡对纳粹之批评几全可移用于共党。既然如此，海耶克教授的思想，对于一方面并未反对与极权暴政抗斗而同时却竭力提倡德意志型及其兄弟思想者，应能引起若干反省。
放弃了的道路
自由制度在这一代并未失败，只不过未曾尝试而已——罗斯福
自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人类的文明发生了出乎意料之外的转向。近几十年来，人类文明的航程，并非照着我们大家所希冀的方向继续进步；恰恰相反，我们是为种种现代的过恶所威胁。这种种过恶，是被我们与过去岁月的野蛮主义联系起来的。当然，面对着这种情势，我们不愿意谴责自己，不认为系由于我们的过失所致。我们总是自我辩白：我们不曾运用最佳的智慧来与过恶奋斗么？在我们之中，许多第一流的头脑不是曾孜孜不懈地努力着想把这个世界弄得更好么？我们的一切努力和希冀，不是曾趋向较大的自由，正义，和繁荣么？我们总以为，如果我们所希望的是自由和繁荣，可是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却是面临桎梏和困乏，那么这便是结果与希望大不相同了。如果事实上的结果与我们的希冀大不相同，那么这不是由于邪恶势力挫折我们之所致吗？而且，在我们重行走上较佳的道路以前，邪恶的势力征服了我们，那么我们不是会成为邪恶势力的牺牲品吗？凡此等等，不是很够明显的事实吗？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诅咒这个时代的罪恶，说这些罪恶是由于邪恶的资本家所造成，或是由于某一个国家的败坏精神所致，或是由于老一辈的人之愚妄所致，或是由于半世纪以来我们向之争斗但犹未完全推翻的一种社会制度所形成。无论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罪徒叫做什么，无论我们与这些罪徒怎样不同，我们总是以为我们可以肯定一点，或者至少直到最近可以肯定一点，就是：有些观念在晚近若干年来为许多具有善意的人共同接受，并且决定着我们社会生活中主要的改变，而这样的一些观念不会是错误的。我们的文明现在是发生危机了。如果有人提出任何说法来解释这种危机，我们都肯接受，但有一种说法是例外。这种说法就是：世界当前的危机是由我们所犯下的真实错误造成的；而且我们追求我们最珍视的某些理想，是足以产生与本原全然相违的种种结果。大家都不相信，这种说法，是足以造成世界今日的危机。
当我们把全副精力用于获致战争胜利时，我们有时不易记得，即使在战前，我们现在藉作战来保卫的许多价值标准，在英国已经遭受威胁，在别处已经遭受破坏。虽然，代表着不同理想的国家是各自为其生存而战，可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争斗是起于观念的冲突。这一观念的冲突，在不久以前，是孕含在共同的欧洲文明里的；并且，由于极权制度之创立而登峰造极的许多趋势，并不限于目前陷入极权制度之下的国度中才有。虽然，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赢得战争，可是赢得战争的目标仅仅是为得到另外的机会来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并且觅致一种方法来趋避那威胁相似的文明之命运。
现在，我们不容易认为德国和意大利或苏俄不是与我们在不同的世界中；我们以为他们是在与我们相同的世界中的思想发展之产物。至少，在我们与敌人相持时，我们比较容易把敌人看成与我们完全不相同的东西，而且在那些敌国里所发生的事情不能在我们的国家里发生。至少，我们这样想时，自己也比较惬意些。可是，在极权制度兴起之前的岁月，这几个国家历史可以表明，我们与这些国家不同之处是很少的。我们与这些国家所发生的外在冲突，乃欧洲思想发生变化之一结果。不过，这些国家的思想变化得快些，以至于和我们变得缓慢些的思想发生冲突而已。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受这种思想变化之影响的。（此处最吃紧——海光）
观念的改变和人类的意志力将世界弄成目前这个样子。虽然没有谁预见到这些结果，但事实上已摆在大家面前。事实是自发的变化着。目前事实的种种变化，并没有使得我们非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习惯来适应它不可。这种情形，也许是盎格罗撒克逊诸国所不易了解的。之所以如此，是因在世界改变的发展过程之中，盎格罗撒克逊诸国远落欧洲多数国家改变的速度之后。我们仍然以为目前指引我们的理想，以及在过去的年代曾指引我们的理想，只是在未来才能实现的理想；可是我们没有察觉，在过去二十五年来，这些理想不仅已经改变了世界，而且也改变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并且已经改变到了何种程度。我们依旧相信，直到最近，我们还是受所谓十九世纪的观念所支配，或者受放任原则所支配。如果我们将我们国家的现状与某些国家加以比较，而且与那些轻浮躁进的国家之看法加以比较，那么我们相信我们还是受着所谓十九世纪观念之支配，或者受放任原则的支配。我们以为我们的这种想法是对的。但是，即使时至一九三一年，英国和美国只是缓慢地跟着别的国家之路线走。即使在那个时候，英美已经走得相当的深，以至于只有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况的人才知道自由世界的真面目为何。
这个问题真正严重之点是，不独近年来我们在物质建设方面有着重大的改变，而且这些改变表示我们的观念演进的方向也完全改变，我们的社会秩序演进的方向也完全改变。可是，这些方面的改变，依然很少人察觉到。因为，至少在极权主义的恶魔威胁人类之前的二十五年，我们是一步一步地离开西方文明由之而建立的那些基本观念。近年来的趋势带给我们甚高的希望和雄心，但结果却使我们面对极权主义的恐怖了。于是这一社会主义的趋势很深刻地震撼着我们这个时代。可是，我们依然不愿意把我们观念的改变与当前的恐怖二者联系起来，我们不认为二者有因果关系。目前这种发展的趋势只印证自由哲学之父的告诫。当然，我们还是相信这些告诫的。我们知道，没有经济自由，那么在过去便也不会有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是，现在，我们却一步一步地放弃了经济自由。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托克里(De Tocqueville)和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警告过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奴隶制度。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坚决地朝着社会主义前进。时至今日，我们看见一种新形式的奴隶制度摆在眼前，可是我们却全然忘却了一项告诫。我们忘记了社会主义与奴隶制度是有关联的。
现代趋向社会主义的趋势，不独与最近过去的历史脱节，而且与西方文明的进化程序也脱节。这种脱节，深刻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如果不仅考察十九世纪的背景，而且考察长远的历史景象，并且发现社会主义的趋势与这些背景和远景相抵触，那么我们便可了然于怀。我们不仅很快地放弃了科布登(Cobden)和布莱脱(Bright)的看法，不仅很快地放弃了亚当斯密和休谟(Hume)的看法，甚至于很快地放弃了洛克(Locke)和密尔顿(Milton)的看法。我们是很快地放弃了西方文明显著的特征之一。这种文明是从基督教、希腊、和罗马所奠定的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我们不仅逐渐弃绝了十八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而且也逐渐弃绝了伊拉斯谟(Er.asmus)与孟泰格(Montaigne)，塞西诺(Cicero)和塔希图(Tacitus)，贝利克(Pericles)和都西底斯(Thucydides)所遗留给我们的个人主义。
纳粹首领说，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反文艺复兴的。他所说的，比之他之所知，也许要真确些。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人是从这一文明里成长的；而且，究竟说来，这种文明是个人主义的文明。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对于这一文明之致命的打击。时至今日，“个人主义”一词常引起许多人不良的印象。这个名词往往与自我主义(egotism)和自利自私连在一起。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人主义与自我主义及自利自私并无必然的关联。我们所说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一切其它形式的集体主义倒是相反的。我们将要在以后将这两种相反的原则彼此冲突的地方慢慢讨论。个人主义已经包含在基督教和往昔古典哲学中。这些要素，当文艺复兴时，首先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此后逐渐成长为我们所知的西方文明。个人主义之基本的特色是尊重个人，把人当做人。这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承认各个人自己的看法和品鉴力在他自己的圈子里是至高无上的。无论他个人的圈子怎样小，都是如此。个人主义并且相信，人必须发展自己的才能和个性。“自由”这样的名词现在用滥了。因此，我们用这个字眼来表示自己的理想时，总有点感到犹豫。“宽容”一词也许是意义依然保持得完整些的字眼。这个字眼所表示的原则，自文艺复兴以来，是占着优势的；只是在最近又低落下去。在极权国家兴起后，宽容原则便全然消失了。
自十八十九世纪以来，社会制度逐渐从严格的阶层组织转化而成各个人至少可以自定其生活方式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个人得有机会认识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有机会选择其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是与商业发达有密切关联的。从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市开始，新的生活观随着商业向西部与北部发展，经过法国和德国西南部向低地国家和英伦三岛扩张。这种由商业而引起的新生活观，在没有专制的政治力量来阻抑它的地方，便根深蒂固起来。（此处最关紧要——海光）在低地国家和不列颠，这种新的生活观在一个长时期之内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首次得有机会自由成长，而且变成这些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之基础。而且，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以来，这种新的生活观，又从这些国家以更较充分发展了的形式向西与东扩张，扩张到新大陆，扩张到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区。可是，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区，时常发生战乱，并且有强大的政治压力存在；这使得与英国相似的自由果实不能早早成长。
在欧洲历史的整个近代阶段里，社会发展之一般的方向，是把个人从种种桎梏之中解放出来，这些桎梏曾依风俗习惯或预先制定的种种规律，来困锁人日常的生活。在这个阶段．大家逐渐认识个人须自发地和无拘无束地努力自己的工作。这种认识使大家能够建立复杂的经济活动秩序。不过，只有在个人解放运动获有展进时，这种对个人才能的认识方能产生。（此处最吃紧——海光）其后，经济学家们建立首尾一贯的论证来证明经济自由。这是经济自由活动的结果。经济自由则是政治自由之始料所不及的副产品。
解放个人能力之最大的结果，也许就是产生了科学。科学之产生，乃近代西方历史上的奇葩。从意大利到英国以及别的地方，个人自由逐步扩张。由于个人自由逐步扩张，才产生了科学。（神经活动被教条捆锁着，怎会有科学思想？——海光）我们知道，在较早的阶段，工业技术依然在停滞状态中。可是，这时，人类的发明力已经表现出来了。例如，这时的人制造许多高度技巧的自动玩具，以及其它机械的设计。像开矿和钟表制造，也在发展之中。这些事业，在当时并未受到限制。但是，当少数人企图在工业方面将机械发明作比较扩大的应用时（有些机械发明是特别发达的），便立即遭到阻止。在那个时候，只要居于支配地位的思想发生桎梏知识的作用，求知的欲望便被阻抑：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的和对的东西，足以阻抑个人从事新的发明。可是，工业自由却为自由运用新知识开路。在从事科学研究时，只有每件事可以付诸试验，科学才能够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因为科学得以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于是得以在近一百五十年来改变世界的面目。研究经验科学必须诉诸观察与试验。如果有人发现一项试验对于他是有危险的话，他可以终止这一试验，而用另外的方法去试验。只有每样东西都可付诸试验，科学才会有进步。复次，愈是不受外界干扰，大家信任学术权威来发展学术，科学才愈会有进步。
我们文明的性质如何，我们文明的敌人往往比我们文明的友人看得更较清楚。孔德（Auguste Comte）是十九世纪的极权主义者。他说：我们的文明是“西方永不断根的酸败之症，乃是个人对种族的反叛。”孔德所咒诅的，的确是建造我们文明的真实力量。十九世纪所加于前期个人主义的要素，只是使一切阶层的人觉悟到自由之重要，只是有系统地继续发展个人主义在偶然的和零星片段中所成长的东西，并且将个人主义从英国与荷兰向欧洲大陆最大部分地区扩张。
个人主义的这一成长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一旦加于人类才智自由发展的枷锁移除了，人类便可迅速努力，从事发明制造，以满足大量的需求。当着大家的智识水准提高了以后，大家便能立刻发现社会上真实的污点何在。这时，大家不复对这些污点处之以容忍的态度。（重要之至。——海光）这时，也许没有一个阶层不在实质上受社会普遍进步之惠。可是，如果我们藉着现在的标准来度量个人主义的成果，那么我们便不能对于这一成就作正确的估价。因为，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标准是从这种成就里衍产出来的。而且现在个人主义弄出许多显著的毛病。我们如果要欣赏百余年来这一成就对于参加此一成就的人之意义为何，那么我们必须估量当此一成就开始发展时大家的希冀与愿望为何，藉以估量此一成就何在：无疑，个人主义的成就远出一般人梦想之外。二十世纪初叶。西方世界的工人获致某种程度的物质享受，安全，和个人的独立。凡此等等，远在百年之前，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
未来发展的事情，也许可以将个人主义的成就之最有意义的和影响深远的效果表现出来。这种效果就是说，人类的能力从此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即是人类有权力控制自己的命运。直至今日，人类已经得到这方面的若干成功。因为人类已经获得了这种成功，所以产生出壮志雄图——而且人是有实现其壮志雄图之权利的。（要紧要紧——海光）在过去，大人物所作的诺言，可以使得大家感兴。但是，到了现在，这似乎是不够了，一般人嫌观念进步之速率太慢了。在过去使得我们进步的那些原理原则，到了现在，便被看作是更快的进步之障碍，而不被看作是保存已有成果的条件，也不被看作是发展过去已有成就的条件。所以，大家对于那些原理原则不复忍耐，而必欲去之而后快。
吾人须知，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中，没有什么因素能使自由主义变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中，也没有永远固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铁则。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说，我们在处理我们的事务时，必须尽量藉用社会自发的力量，而且尽可能地少用压制力量。这条原则是可以应用不穷的。我们自动地去建立一个制度，与被动地接受一个已成的制度，这二者是全然不同的。（自由主义的真精神在此——海光）
自由主义所要建立的制度，是尽可能地让大家便于竞争的制度。可是，有些自由主义者却墨守成法，坚持某些粗疏的和由片面的经验所形成的法则，尤其是像放任主义这种原则。这种胶执的态度，也许最足以妨害自由的原则。（是——海光）当然，就一种意义来说。这种态度是必须的。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换取少数人的利益，这种办法所引起的害处往往比较间接，而且不易看出。同时，有些自由主义者以为许多铁定如山的法则可以产生效果。而且若干年来，他们已经建立起有利于工业自由的一个强有力的想法。既然如此，当然他们愿意把这种想法当成一个没有例外的法则，而不愿别人予以反对。
显然．许多提倡自由原则的人如果抱持这种态度，那末他们的主张一旦深入某些方面的话，便会立即整个行不通的。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结果。缓进政策是想逐渐改进自由社会的机构。但是，这种政策又可削弱自由主义者改进社会的主张。缓进政策的进步是依据我们对社会力量的逐渐了解上，而且是依据最有利于社会力量发展的条件之上的。自由主义者的任务是帮助社会发展。既然如此，如果社会需要有所补益，他们最要紧的任务当然是了解社会。自由主义者对于社会的态度是像个圈丁。园丁栽培一株植物，他为这株植物创造最宜于生长的条件。因而，这个园丁必须尽可能地了解植物的结构，及其生长之道。
凡有识见的人都不会怀疑，十九世纪经济政策中所表现的种种粗制的法则只不过是一个起头而已——我们还要学习许多东西，而且在我们所走的道路上依然可能有很大的改进。但是，只有在我们凭智慧来日渐了解我们运用过的种种力量时，才会获致这种改进。显然，即使在经济范围里，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管理货币制度，防止垄断或控制垄断，我们还有在别的范围里的许多事体要做。虽然这些事体看起来不很显著，但并非无关紧要。在这些范围里，无疑，政府握有决定好坏的大权。我们有种种理由希望，如果我们对于问题有较佳的了解，我们会有一天能够成功地运用这些权力。（人间的错误和痛苦之所以流行，常因人众不够了解——海光）
但是。如果趋向于一般所谓“积极的”行动之进步必定是缓慢的，而且自由主义之直接的进步大部份是因着有自由而财富逐渐增加所致，那末我们必须经常与危害这种进步的主张战斗。自由主义被许多人看作是“消极的”教条，因为自由主义所能给予特殊个人的贡献不过是公共进步的一部份而已——一般人对于公共的进步越来越习为故常，不复认为它是自由政策的结果。有人甚至于说，自由主义的本身成就正是它衰落的原因。因为，自由主义已经获致这样的成就，于是许多人逐渐不愿意忍受依然存在的许多缺点。这些缺点，照他们看来．是无可忍受的，而且是不必要的。
因为许多人逐渐不满自由政策之进步缓慢，不满那些用自由主义的名词来保护其违反社会利益的私利之人（对他们发生正义的愤怒），不满以自由为借口来满足个人之无穷无止的物质欲望人的，于是到了本世纪，自由主义的基本信仰愈来愈为人所唾弃。复次，因自由政策而获致的果实，又被许许多多人认为是永久安全的和不会朽败的财富。于是，一般人的视线遂逐渐集中于新的需求。但在新的需求不能很快地满足时，他们认为这似乎是由于墨守旧原则所致。愈来愈有许多人相信，虽然既成的社会结构在过去曾使社会进步，但在今后则不可能。因此，今后我们要增进大家的福利，我们不能再沿袭过去的旧路，不能再在既成的社会结构里去寻求。我们要增进大家的福利，唯一的办法，就是完全重新塑造社会。至于怎样增益既成的社会机构，或改进既成的社会机构，就很少有人考虑这样的问题了。他们所考虑的问题，只是如何完全打碎既有的社会结构，而以新的社会结构代之。而且，正像年青一代人的希望逐渐集中于全然新奇的事物一样，大家对于了解既存社会机能的兴趣迅速低落；而且，既然大家对于自由制度怎样发挥其机能的了解日趋模糊，于是我们也就逐渐不能意识什么东西是依存于自由制度之上的。
现在，大家对于社会前途的看法是改变了。大家发生这种改变，是未经过批评和分析的。这种改变也是现社会上思想习惯的改变。这种思想习惯，乃为思考专门技术问题所造成的。这种思想习惯乃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思想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便不复信赖过去对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是不合于他们的先入之见的，并且不合于他们想将一种组织加诸不甚适合的场所之理想。这些问题是怎样形成的，我们现在不予讨论。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是指出，我们对于社会的态度，虽然是逐渐地在改变，而且是几乎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可是怎样改变得这样彻头彻尾。在我们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步一步改变的过程中，大家所作之不同程度的思想改变，只是逐渐使老辈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与现在许多人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发生根本的差异而已。这种态度方面的改变，简直就是完全违反我们在上面所撮述的自由发展之趋向，简直就是完全放弃那曾经创造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的传统。
依照现在具有支配力的一些看法而论，现代的问题，已经不复是我们怎样能够将自由社会中自发的力量作最好的运用之问题。在事实上，我们是着手废弃那曾产生不可预见的结果的力量，而且消灭大家共同维持的市场机构，将一切社会力量集体化，导之趋向人为“有意”选定的目标。自由与计划之间的这种差异，最好是藉着大家欢迎的一部书里的一种极端的主张来说明。这一极端的主张是说，“为自由而计划”。这种说法，我们将不止提到一次。曼海门博士（Dr.Karl Mannheim）说：“我们从无如今日之被迫将全部自然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应用于社会者……人类愈来愈趋向于管制全部社会生活，虽然我们并未有心创造第二个自然界。”
我们的观念改变之这种趋向，与我们的观念在世界上发展的方向是相反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二百余年来，英国的观念向东方发展。在英国获致成功的自由法则，似乎注定要向全世界扩张的。约在一八七零年，英国这些观念的支配力，也许扩张到极东的地方。可是，自从那时开始，英国观念的支配力便开始逐渐低落；而一种不同的观念，则开始从东方向外展进。其实，这种观念并不新鲜，只是极其陈旧的东西。自从这陈旧的观念扩张以来，英国在政治和社会范围里失去了其知识上的头领地位，而变成别国观念的输入者。其后的六十年间，德国成为世界观念的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德国观念向东方和西方扩张。它注定了要统治二十世纪的思想界。无论是黑格尔或马克斯，无论是李士特（List）或施谟勒（Schmoller），无论是宋巴特（Sombart）或曼海门，无论是比较激烈的社会主义或比较温和的“组织”或“计划”，德国观念都受英国欢迎，而且德国的社会建构都受人模仿。
虽然，大多数的新观念，尤其是社会主义，并非起源于德国，可是这些新观念是在德国完成的。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这些新观念得到最完备的发展。我们现在往往忘记，在这个阶段中，德国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上是居于怎样重要的领导地位。在社会主义成为德国重要问题的前一代，德国议会里有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党。而且，直到为时不久之前，社会主义之思想的发展几乎弥漫德奥。所以，即使时至今日，苏俄所讨论的社会主义问题，大都还是德国社会主义者谈得不要了的问题。英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到现在还不觉得，他们开始发现的大多数的问题，老早便被德国社会主义者讨论过了。
在这一阶段里，德国思想家对于全世界智识上的影响．不仅是受德国物质建设方面伟大的进步所支持，而且尤其受德国思想家和科学家们享有的令誉所支持。德国思想家和科学家之享有令誉，是在过去百余年间的事。在这过去的百余年间，德国一再成为欧洲文明的主要份子，甚至于是领导的国家。但是，这种智识上的影响立刻助使德国观念向外扩张，以至于形成一种转向，反对欧洲文明的基础。德国人自己是充分感觉到这种冲突的，至少在德国人中扩张德国观念的人是充分感觉到这种冲突的：早在纳粹勃兴以前，大家公认的欧洲文明的共同遗产，德国人看作是“西方”文明。他们所讲的“西方”。所指不复是Occident的固有意义，而是意指在莱茵河以西的“西方”，在莱茵河以西的“西方”，意即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贸易，以及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或爱好和平。
但是，纵然德国人蔑视这些“浅薄的”西方观念之情与日俱增，西方人还是继续输入德国观念。也许，就是因为德国人蔑视这些“浅薄的”西方观念，西方人才继续输入德国观念。西方人甚至于被德国人说服，相信他们自己从前的信念不过是自私自利之辩护而已。所谓自由贸易，不过是为增加英国人的利益而已。他们要英美人相信，英美的政治观念已经是过时的东西，而且是耻辱的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