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裂痕
如果翻看北高营村在拆迁前后的资料，何建华从当上村官初始，关于他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为此北高营村委会在2010年出过一则声明——针对近日某些网站上出现的有关我北高营村委会书记何建华“涉黑”事件，在此我村委会及村委会法律顾问郑重发表如下声明：所有关于何建华的“涉黑”报道均为虚假传闻，系个别组织或个人极不负责任的造谣诽谤行为，该报道已严重损害了我北高营村委会书记何建华的名誉权，亦严重影响了我村委会的声誉，对此事件的始作俑者我村委会已申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求严惩造谣诽谤之人，并将保留对某些网站或媒体的不实报道采取法律手段的权利。
在名为“北高营吧”的百度贴吧里，村民们对何建华的评价处于两个极端。有人表示支持他：“好不容易村里看到希望了，又被调查了！贪是每个官都有的现象，关键是看看他贪的时候想没想为大家办事！可是他为村民办正经事了，为村里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大家说在网上肆意散播这样有什么好处，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事到最后阻碍的只是北高营的发展！”
这样的言论马上会被另外一些人严厉攻击，被讥讽为“好多狗在巴结何建华”。人们对待“钉子户”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一部分认为“钉子户”是好样的，不向恶势力屈服，另一部分人则严斥“钉子户”拖了大家的后腿。
当我走在北高营新村，向村民们打听起何建华与贾敬龙时，人们的态度也鲜明地分成两派。只是这种态度的表达相当隐秘，大家很少当着别人的面表明看法，而是更欢迎我去他们家坐坐，然后慢慢说出自己的想法。一个接近80岁的老人张大力（化名），一定要向我讲述他状告何建华的事情。按照他的说法，他的三个儿子虽然分了九套房子，但是其中老二家的老房子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所以拆迁是不划算的。当年他跟何建华谈条件时，何建华曾答应他，以后会将回迁房里两栋楼的工程给他家，让他家去找施工队，从而赚些钱。但是最后这些口头许诺并未兑现。
张大力（化名）走路颤颤巍巍，但是他仍然勤勉地跑了石家庄不少政府机关，要告何建华的状。我向他提到，何建华早已被贾敬龙打死了，张大力表示知晓，但他仍然坚持告状，希望有人兑现何建华曾许诺的好处。而张大力的大儿子和三儿子的旧房面积，均没有达到200平方米，拆迁显然对他们是有利的，老人对此事只是简单提及。他要求我一一记下他口述的何建华的几大罪状，比如：村子里有七八十亩的土地，何建华挖沙卖给了别人，共计好处八九千万元，这些钱到哪里去了？他对我们全村老房子价值的评估，离市里的规定有差距，他欠村民1.3亿，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对于打死何建华的贾敬龙，张大力并无印象，他也没有任何评价和情感的波动。对他来说，何建华许诺给他的好处总是该找人兑现的。“别人不敢说，我这把年纪了，我怕什么！”
张大力对于何建华贪污的说法，与贾敬龙主张的告状书，有着类似的逻辑——凡是自己认为不公正的事情，都是何建华在作恶。村庄里的人们，根据他们对拆迁的具体权益的计算，以及距离村委会权力的远近，将自己的满足之情或憎恨之意，都投射到了何建华这个具体的人身上。
有些在法律上看来并不平等的事情，在北高营的农村乡俗里又被完全接受着，比如男孩和女孩权益的不同。在北高营村拆迁之前，家庭里因结婚而分家的男孩，按照单独一户计算，因此在拆迁中有三套楼房。而这单独的一户家庭里，如果有两个男孩，则另加一套楼房，也就是共分得四套房。于是像村子里70多岁的张仙霞（化名），她的三个儿子在拆迁前都已分家，各得三套房，其中她的大儿子家有两个男孩，所以老大家分了四套房。这样算起来，张仙霞家一共分得了十套房。在北高营村，这是一个符合乡俗的做法。
比较起来，贾同庆家只有贾敬龙一个男孩，而他在拆迁前并未分家，所以贾同庆家一共只能分三套房。贾雨虹和何家连都说，十根手指头还长短不齐呢，这分房子的事情，永远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贾雨虹说，村里人人都希望分到位于一层的房子，因为以后可以出租做门面，更值钱。她为此事直接找过村支书何建华。“我家在第一批拆迁户里，是报名拆迁比较晚的，所以挑房子排在后面，这点我没话说。我希望住一楼，去跟我叔（何建华）说，我叔说不行，说我这栋的一层得留给谁谁家里。为什么呢？因为我叔说他家老人腿脚不好，没法爬楼梯。最后确实是这样，一楼全部分给了老幼病残，我服气，没话说。”
贾雨虹与何建华并没有亲戚关系，但是按照村里的习俗，下辈人叫长辈“叔”“伯”“婶”，是一种礼貌与亲热。在她看来，何建华有魄力把拆迁的事情安排好，是一种超出常人的能力。“你去打听打听，哪个村官选举的时候不给大家发钱？那不叫事儿。人家在当支书之前，就是村里的富户，他如果只顾自己，可以不当村官啊。是大家希望村子有发展，希望他这样的能人带路。”贾雨虹说，在何建华当村支书之后没多久，因为拆迁的事情，有人雇人捅了何建华肚子两刀。“他在被捅之后没有退缩，还是接着干了下来。幸亏他那次没死，那时拆迁刚刚开始，他如果死了，什么名声也没有。这次死了很可惜，但至少留下了成绩。你看看这些房子，没有他在，不可能建得这么顺利这么好。”
对于贾敬龙的行为，贾雨虹讽刺道：“你贾敬龙有胆量开枪打死他，你怎么没胆量去敲开他家的门，与他当面谈条件呢？你就直接说：叔，我那房子值钱，你再给我多补几万。没准你天天去磨叽，这事还真能成。人家村干部在那儿为全村人操心，你小子倒好，有仇恨埋在心里，把人家给打死了。”
在与何建华共事的几个村干部看来，何建华确实能力强，敢于做决断，不过整个村委会的事情，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是，他们叙述的每一项重要决定，又都归于何建华个人的胆识。比如当年北高营村决断快速拆迁，是因为何建华不希望村民流离失所，为了等回迁房而四处租房。所以何建华把整个北高营村分为12个区域，除了第一批拆迁的人在外面租了几个月的房子，其他居民基本上不用离开村庄，可以很快住进新盖的楼房里。再比如何建华迅速给村里老人办好养老和医保，还给全村人每月免费发油、米、面。为了筹钱办这些事情，北高营村不是每户免费给300平方米房子，而是让大家出几万块钱买其中100平方米的房子，“最后好处还是给了集体啊”。
而北高营旁边的南高营村，体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拆迁风格。这个上万人的大村在几年时间里纷争不断，村干部换了好几拨，最后按照每一户的房屋面积来补偿。北高营村人对此又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有的人说，就北高营村的人傻，村里说什么就是什么。也有人说，南高营村的人在外边流浪了好几年还没回迁，一些老人和病人没有死在村子里，这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在城市整体化的拆迁里，村委会到底有多大的决定权，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显得含混不清。这也正是法学教授何海波所指出的——“贾敬龙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认为，村里拆贾敬龙的老房子不是违法强拆，是依法强拆。但这样一来，问题更大：谁给了村委会强制拆迁的权力？拆迁协议没有给村委会强制拆迁的权力，法律更没有给它强制拆迁的权力。”何海波的主张支持了贾敬龙的想法，村委会的强拆确实是有过错在先，而且贾敬龙作为独立个体可以主张自己的权益。只是贾敬龙选择了一种极端的解决方式。
这种隐晦不清的权力，最终也并没有保护它的代表者——村支书何建华。正是人们对他的权力有了太多主观猜测的空间，最终导致他的死亡。在北高营新村的回迁楼里，一个广告栏贴着的广告上写着：“简单生活，幸福快乐！老村长酒！”在一个村干部被枪杀的村庄里，它显得那样刺目。
2015年大年初一，何建华在村子东头广场上的团拜会正向村民许诺，要让所有人在2016年“五一”之前分到他身后正在修建的楼房。他说完话，刚刚下台，却随着一声枪响，倒在了地上。
如今贾雨虹还记着何建华的这句话，她扬起眉毛，对我说：“现在何建华死了，结果怎么样呢？村子里的事情反而更乱了，这房子到现在还没分好呢！”在乡村逻辑里，何建华有威信，他说怎么办大家不敢公开反对。现在每个人都要分到最大最好的房子，这房子反而分不下去。何建华去世后，他的儿子何志辉被村民委员会选为了村长。在私下里，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对新的村干部权力的想象和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