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校频频传来专业“下线”的消息。
8月23日，西北大学发布了2024年度专业调整计划：拟撤销汉语言、金融工程、财政学、广告学等7个本科专业，同时计划申请4个新专业：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环境科学与工程以及数字经济专业，都是已经持续火了好几年的“大热”专业。
此前两周内，兰州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也接连宣布了最新的专业调整方案：都是“减”的比“增”的多。7月10日，四川大学宣布拟撤销31个专业，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7月—8月，正是高校进行新一年度专业调整的集中申请季。但今年尤为不同的是，大规模高校“扎堆”宣布撤销大量专业。据最新统计，已有20余所高校计划在2024年度停撤部分本科专业，涉及专业数超过100个。
“本轮专业调整力度之大、频率之快、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邬大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多位专家指出，国内高校正在经历新一轮专业大调整。今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度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本科专业增设、撤销、调整共涉及专业布点3389个，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2023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
这是教育部首次通过指标来调控高校专业。“20％目标”发布之后，各高校都开始大刀阔斧地增减专业。这一轮“大洗牌”背后，高校专业调整到底该何去何从？
人工智能热
“智能建造与传统土木工程专业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
今年6月，高考刚结束，某“双一流”大学的土木工程硕士陆硫就开始一遍遍回答这一问题。亲朋好友，以及通过各种关系找过来的准大一生，都来向他咨询近年来大火的智能建造专业。六年前，这一专业才在同济大学设立。今年，共有46所高校新获批该专业。
“我的回答是，几乎没有区别。”陆硫是传统土木工程科班出身，他认为，“智能建造也好、智能制造也好，重点是后边的两个字，前面俩字只是一件马甲。”在社交媒体上，输入“智能建造”，也会跳出各种学长学姐的劝退帖，“只是土木换皮，别来，快跑！”
但事实上，随着第一届智能建造学生陆续毕业，近两年，才开始密集出现这样的评论。回到2020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土木行业的压力愈发凸显，土木工程荣登“新天坑”专业榜首，报考遇冷。正是在这一时刻，“智能建造”成为拯救传统土木工程专业的“救世主”。
该专业在当年第一次“猛增”，23所高校成功申报，包括重庆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河北大学等。对考生家长而言，在众所周知的人工智能时代，戴有“智能”帽子的专业，至少听起来就业不愁。
在本轮高校专业大调整中，“智能建造”的走红具有代表性。记者梳理发现，近五六年，全国高校新增专业以新工科为主，最多的是以“智能/智慧+传统工科”命名的新专业，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智能建造、智能医学、智慧能源等。另一类是为了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需求，最典型的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以及碳中和相关专业等。
“有一次，我在一顿饭时间就接到了五六个咨询电话，我问为何这么关注碳中和专业，他们说，这类专业未来40年都有饭吃。”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所有“上新”的工科专业中，最火爆的毫无疑问是人工智能。从2019年35所高校设立全国首批人工智能专业算起，连续三年，人工智能都是高校最热衷开设的专业，新增这一专业的高校一度达到年均100所左右；目前，该专业已进入全国533所高校。
狂热之下，已有人看到一些危险趋势：部分高校在缺乏准备和条件下，基于招生就业的需求，或单纯为了响应某些国家政策，一拥而上增设人工智能等热门专业，却不考虑是否有足够教学资源。多位受访者称，这种功利性的专业调整，对学校自身、学生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也浪费了资源。
在南方某省，短短四年内，已有十多所高校新设了人工智能专业，但有两所高校已经停招，其中一所学校在首次招生后的次年就主动停招。“这说明，人工智能专业可能已经过热，高校间的同质化竞争过于激烈，造成一些高校的实际招生情况与预期存在落差。”该省教育厅一位参与专业调整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在前述负责人看来，高校在申报专业时存在一定盲目性。以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为例，这涉及国家战略需求中最关键的一项卡脖子技术，他和省内几所水平较高的大学沟通，对方都说，校内现有学科资源无法支撑建设这样一个高端专业，最多在计算机专业下尝试开一两个实验班，先进行小样本的探索。但与此同时，省内却有两所民办高校新增了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其中一所学校在开设一年后停招。
“很多高校有一种占坑心理，他们看到国家列出的战略性领域就想上，觉得这些领域以后会火起来，政府可能会出台专门的人才培养扶持政策，这些高校想吃的是政策红利。”前述负责人说。他至今还记得，去年政府释放出培养足球人才的政策信号后，“一天之内，省内有10所学校提出申报足球运动专业”，他不得不一个个打电话劝说学校撤销申请，因为很多申请高校根本没有相关的运动训练传统。
“专业一过热，学生就业就会遇到挑战。”清华大学工程教育学学科负责人林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以人工智能行业为例，一方面，各类研究报告不断向公众输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人才总缺口高达500万、人工智能工程师平均月薪位列职业薪酬榜首”的信息；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人才市场冷热不均的现象非常突出，“巨大的供需缺口”主要针对名校的头部人才，多位受访地方教育厅人士透露，地方普通院校毕业的人工智能专业学生，近两年求职就业的情况并不理想，已开始出现过剩趋势。
过去曾有过类似教训。林健回忆，21世纪初，伴随着国内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大扩招，管理学、会计、计算机等专业遍地开花。但仅仅五六年后，这些专业学生就出现“积压”。
高校调整专业想要不过于短视，并不容易。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李培根等今年7月发表论文《近十年我国工科专业调整：逻辑与反思》指出，近年来，开设新专业的主力军是应用型高校，它们在招生逻辑和政府逻辑驱动下，“大刀阔斧”急进式推进专业调整，“乐此不疲”。
相对而言，很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更加谨慎，专业调整多受学术逻辑的推动。但最近几年，受限于生源质量和就业市场竞争，研究型大学也“逐渐沦陷”，很多“双一流”高校，甚至是顶尖的研究型大学都陆续开设智能制造工程等新工科专业。
林健指出，这一轮专业大调整中，高校应警惕两种倾向：急功近利与不自量力。既要面向未来，从长远角度去分析一些“热门”专业的市场需求，“至少考虑到五年之后”，还要结合学校自身不足与优势，综合考虑高校的定位与服务面向。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对《中国新闻周刊》建议，高校专业调整应从多个维度考虑：专业定位、社会需求、生源评价、师资队伍、就业结果等。这需要进行全面的市场需求分析和定量化成效评价，“只有基于证据的决策，才是真正理性的，但现在多数高校设置新专业依然奉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如果只是跟风，永远只能跟着别人的后面走，难以成为同类院校的引领者。”林健说。
双管齐下
慧慧第一次知道自己所在的英语系今年要停招，还是从别的专业老师口中。
她是江苏一所公办二本院校的英语系教师。从她得知此事，到“靴子”落地，前后不过几天，整个过程如此“丝滑”：院内开协调会，征集老师意见，意见不符合学校发展，学校拍板宣布停招，英语系所有老师调入公共基础教学部……
这是2024年4月底，距离暑期放假还有三个多月。对慧慧来说，除了给最后一拨在校的英语系学生站好最后一班岗，她的工作就剩下给本科生上公共英语课。被通知专业停招后，29岁的她决定申请读博。“到现在，系里走了一个年轻老师去美国读博，还有一个年轻老师在泰国读博，40岁以上的老教师们基本坐等退休。”专业停招四个月后，慧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同样的情景也正在其他大学发生。2023年3月发布的《改革方案》中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的量化指标后，来自中央文件的压力层层传导到高校头上。
长期关注高校学科专业调整的周光礼，刚看到“20％目标”时有些惊讶。教育部一直通过调整学科专业目录规范高校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原本是大约10年调整一次目录。2022年，教育部宣布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周期由10年缩短为5年，意味着国内高校专业调整进入快车道。但周光礼认为，“20％目标”作为硬约束，要比其他任何政策都“更有冲击性”，因为“这是国家首次采用定量化指标调整学科专业，与目录管理一起，双管齐下”。他粗略估算了一下，以目前全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布点总数6.6万个计算，优化20％，也就是大概1.3万个专业需要调整。
为何这一轮国家“出手”的力度前所未有？
浙江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马陆亭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降临，人工智能技术发挥着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高等教育必须适应产业巨变，国家层面自上而下推动的专业大调整，是主动布局。
另一方面，日趋紧张的国际竞争格局，尤其是中美之间加剧的战略博弈，促使国内高等教育要尽快适应“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性。教育部今年7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健康、能源、绿色低碳等关键领域布局，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高校层面，适应巨变是专业调整的首要任务。实际上，早在教育部开始本轮专业调整前，已有很多高校在增设新兴专业的同时，主动大刀阔斧地“砍掉”不合时宜的专业。对高校管理层而言，裁撤现有专业并非易事，这涉及院系和老师的切身利益。但仅仅在2017—2021年，全国撤销本科专业点数量就从241个增长至804个，翻了3倍多。
多位受访专家分析，这与2017年启动的“双一流”建设有关，“双一流”建设以学科为依托，各项政策设计都将高校引向“集中有限资源打造比较优势”。“过去，专业被视为学校的办学资源，谁会放弃自己的资源，但现在，很多高校领导和我说，学校的专业也是一种负担。”周光礼说。
四川农业大学在2019—2021年间停招了18个专业，包括酒店管理、文化产业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该校教务处处长曹三杰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国家提出“双一流”建设后，四川农业大学不再追求“大而全”，考虑如何集中精力办好学校优势特色专业。停招对象主要面向“学科支持不强、招生困难、学生转专业比例高、就业质量差”的专业。
从全国来看，据不完全统计，这一轮专业调整中，被“砍”较多的专业包括英语、会计、市场营销、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21世纪头十年曾经“泛滥成灾”的管理学是裁撤“主战场”。四川省教育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2023年全省高校共撤销142个专业，主要来自公共管理类、电子信息类和教育学类。
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去年提出的“20％目标”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有了更强的政策指引之后，在专业调整时，就更容易形成合力。”重庆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兼教务处处长刘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今年这所“双一流”大学通过停招、优化整合等方式一口气调整了20个专业。
升级改造
专业的增设或裁撤只是“适应”的第一步。
当传统工科专业冠名“智能”或“智慧”后，专业真的更加智能吗？这是李培根等人在前述论文中提出的反思之一。
陆硫很快意识到，不少高校智能建造专业的核心课程，依旧是传统土木工程的“那一套”：理论力学、材料力学与结构力学等核心课，新增的只有几门计算机编程语言课，学得也不深，知识整合效果很差。“只是单纯累加计算机课，未能与专业知识很好融合，学生学不明白，课业负担又大大加重，总体上还是‘新瓶装旧酒’。”
随着各种“智能+”专业的新鲜出炉，高校里也出现了大量的“拼盘式”课程，根本症结在于师资。陆硫说，教智能建造的老师，还是传统土木的那批老师，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智能的理解还很模糊。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邬大光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高校专业调整，并不是简单的“砍”与“增”的问题，而是以有组织的方式对知识体系、课程结构以及师资队伍进行系统性重构。“如果只有数量上的增减，专业的调整就难副其实。”在他看来，这一轮高校专业调整，本质上是推动整个中国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的一个切口。
马陆亭强调，专业的本质是“一种严谨的结构化设计”，从人才培养目标出发，需要思考整个专业要搭建出怎样的知识与能力结构，“就像建房子一样，如果结构没建立起来，看哪些课时髦就增加几门、哪些落伍就减去几门，在下一轮专业调整时，这些专业一定是最先被淘汰的一批”。
那么，如何不仅仅停留在名称上的标新立异？
2021年底的一次校企交流会上，东南大学有关领导和埃斯顿自动化创始人吴波讨论了学科建设问题。吴波是东大老校友，其创办的公司埃斯顿被称为国产工业机器人“一哥”。交流期间，吴波提到，当前的机器人产业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工业机器人，纳米机器人、仿生机器人等新型机器人形态不断出现，应用场景也从制造业扩展至医疗、太空、极地等特殊环境，但高校培养的很多都是传统的工业机器人人才，不匹配企业需求。
当天，东南大学教务处处长殷国栋就在现场，他后来用“一拍即合”形容这场交流：既然没有专业，不如新建一个专业。这是东南大学未来机器人专业的起点。此前，东南大学已在2016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机器人工程专业。整个2022年上半年，殷国栋在不断回应各方疑问：有了一个机器人专业，为何还要再建一个？
张亚是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参与了未来机器人专业的筹办过程，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国内高校已有的机器人工程专业，有的放在自动化学院，有的放在机械工程学院，课程设计上不可避免会侧重学院对应的学科。但未来机器人要以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等多学科为支撑，融合信息、计算机、材料、生医等方向的新兴技术，是一个强交叉属性的专业。
“东南大学向教育部申报这个专业时，只能在已有专业类别下填报，于是报了机械类，但教育部内部讨论时认为，放在机械不合适，最终在本科目录中新增一个专业类别——交叉工程类，未来机器人就成为交叉工程类下的首个专业。”殷国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新专业的建设和培养，不再依靠原有学院。2021年5月，东南大学成为全国首批12所建设未来技术学院的高校之一，这是国家主动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举措，也是“新工科”建设的升级版，未来机器人专业纳入其中。未来机器人专业重构了整个课程体系，实行大学分制和项目制，将机器人结构、驱动与控制、决策和感知交互等多学科内容整合进三门《统一机器人学》课程。
然而，重构并不容易。张亚说，未来技术学院的定位是具有强交叉和未来属性的孵化平台，可以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充分调动各学院资源。但在沟通具体培养方案时，她发现，各学院认为其学科知识都很重要，难以取舍。
周光礼提醒，这一轮学科专业调整过程中，除了增设和裁撤学科专业，更核心的是学科专业的升级改造，也就是传统学科专业的现代化问题。改造一定要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即要思考三个问题：要继承什么？要抛弃什么？要改变什么？多数学校的学科专业改造只关注最后一点，没能遵循“守老根、开新枝”原则，最终舍本逐末，沦为形式化、表面化的改造，“为调整而调整”。
最终，陆硫劝退了所有找他咨询想报智能建造专业的学生。从就业来看，智能建造的出路并不比传统土木专业更好，虽然学习了更多计算机知识，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难以有效转化成求职优势。智能建造的第一波学生中，很多是为了以此为跳板转行，但他身边想转行的师兄“多数都没成功”。
冲刺阶段
距离2025年还剩几个月，高校的专业调整已进入冲刺阶段。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压力也不小。
“20％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数字。”四川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有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发现，省级加强专业调控后，这两年，省内高校新增专业的速度在放缓，之前每年新增专业数在80—90个，2023年新增备案和审批专业只有47个。既然“增”的专业有限，考虑到总量目标的要求，接下来就只能强化“减”的力度。未来，四川省停招或裁撤的专业名单可能继续拉长。
这一轮专业调整中，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是强化学科专业国家宏观调控机制和加强省级专业统筹。《改革方案》指出，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本区域产业发展实际，引导高校设置符合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的专业，做好增设专业形式审核工作，并提供本地急需紧缺以及就业率低的专业清单。
2024年2月，四川省教育厅发布《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实施细则》，这是四川省级层面2012年以来出台的第一个专业管理办法。“针对专业调整，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力度。” 前述负责人说。在此之前，四川省教育厅已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如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出台的“就业—招生—培养”联动机制，以及本科新设专业监测评估方案、本科专业年度常态化监测机制等，“这是为了从制度上保障专业调控力度”。
其他地区也与四川类似。记者梳理各省教育厅官网发现，去年3月以来，各省相继出台与中央《改革方案》“对口”的专业调整政策，江西省教育厅连续发布有关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新增设置一批急需紧缺专业，限制压缩一批饱和过剩专业，停办撤销一批错位低质专业，交叉融合一批新兴特色专业，改造提升一批传统学科专业。
各省的专业调控手段大同小异，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省控机制，主要针对新增专业。四川省高教处有关负责人介绍，四川对全省专业布点在15个以上、毕业去向落实率偏低的专业，实行严格控制。过去是“进一退一”，如果高校想申报列入省控名单的专业，就要主动停撤另一个专业，从2022年起，管控更加严格，实行“进一退二”。这项制度可以有效控制学校盲目地专业扩张。“今年人工智能专业也被列入省控了。”
第二种是专业预警机制，与专业的撤销有关。四川省规定，对毕业去向落实率连续两年低于50％的专业，高校须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或连续三年低于50％就要求停招。“这是今年的新政，相较往年偏引导性的调控手段，现在的调控带有更强的刚性色彩，力度也更大。”前述负责人解释。
与四川相比，江西的政策更严。根据江西的专业调整机制，对上一年度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50％的专业点，给予黄牌提示，要求相关高校相应调减该专业招生计划；对连续两年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50％的专业点，给予红牌警示，责令停招。江西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以往编制全省招生计划时，一般是给高校分配总招生计划，由各高校自主编制分专业招生计划。今年开始，实施分高校分专业招生计划管理，对各高校招生计划的审核细化到专业点。改革后如果有专业点被黄牌、红牌警示，省教育厅可在分专业招生计划审核时直接调控。
但周光礼认为，仅看就业率决定是否裁撤专业“是危险的”，一方面，是因为就业率很容易掺杂水分，在就业压力层层传导的形势下，很多学生都是随便填一下凑数，老师也心照不宣；另一方面，每年就业率都在发生变化，背后可能有多重复杂原因，以此来判断专业的“冷热”非常短视，省级政府不应该以此作为高校专业布局调整的政策逻辑。林健也认为，以就业率为核心的专业预警机制不够全面和系统，无法反映出一个专业的办学质量。
站在教育行政部门角度，多位受访者指出，就业率至少是一个公众关注高、便于采集和横向对比的指标，由于不同专业之间差异甚大，其他指标更难作为决策依据。此外，50％其实是一条很低的线。如果线划得太低，起不到专业调控的效果；太高，又担心高校受影响太大。
黑龙江的预警机制相对复杂。黑龙江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黑龙江列出了五项指标，分别是：专业设置率、生师比、就业率、一志愿录取率和师资队伍水平，一个专业如果“踩中”了五项中的任意两项，则被列入预警专业，作为高校调整专业的参考依据。“可以主动撤销，也可以升级改造，但高校必须有动作。”
以五项指标为基础，黑龙江从今年4月起开展了全省1800余个本科专业点的数据分析，有针对性地形成了重点调整专业建议，上榜的预警专业中以传统工科专业居多，例如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土木工程等。
前述高教处负责人仔细分析后发现，预警最多的两项指标是一志愿录取率和师资队伍水平，尤其是师资建设指标，涉及专任教师数、教师高级职称比例、硕博占比等，很多专业都因此预警，说明黑龙江高校专业的人才队伍建设亟待优化。
与以单一指标为中心的“红黄牌”机制不同，黑龙江的做法涉及众多指标，但“中招”的专业动辄上百，实践中很难转化成刚性决策的依据，只能作为一项引导性政策，这反映出省级专业统筹中的尴尬与两难。
在周光礼看来，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供给侧改革为抓手，具有自上而下的“强计划”特点。专业调整也是如此，在《改革方案》的总体要求中，明确提出深化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增什么专业，减什么专业，背后都遵循行政逻辑，但这离市场有一定距离，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新一轮的结构性错配。
这一轮专业调整中，不仅是教育部在强化宏观调控。《改革方案》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和人社部等五部门共同发布，这说明，优化学科专业，已经不是教育系统的内部问题，而是关乎整个国家经济、产业、科技与人才的一体化发展。
在前述专业调整负责人所在的南方某省，已连续三年发布引导性专业指南，主要围绕国家战略急需产业和区域重点产业。由于列入指南的专业获批概率更大，省内高校在申报专业时都会重点参考指南目录。“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引导且效果良好。”该负责人称。
多位专家观察到，这一轮专业调整中，从上到下的各种政策都在不断强调，专业调整要立足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培养以理工农医为代表的急需紧缺人才，这种导向原本没错，但在一个以供给侧改革为原则的系统里，容易走入困境。
周光礼最担心的，是目前已出现明显的“打压人文社科”的趋势，很多被裁撤的专业都是文科，其中部分动机确实是考虑到专业老化，也有部分认为“文科无用”。
他建议，学科专业调整应以需求侧改革为主，供给侧改革为辅。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需求侧就是市场，高校离市场最近，对社会需求变化很敏感，很清楚哪些是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与新模式，也清楚如何结合自身准确定位、办出特色，增减哪些专业，可以快速“求变”。地方政府可以提供更多指引性信息，如国家战略需求领域与人才需求数据，供高校决策时参考。
但支持高校的学科专业调整自主权，也不意味着高校可以完全没有约束与规范，专家呼吁，高校应在内部建立起一套系统化的学科专业动态评估机制。以美国经验为例，周光礼介绍，在美国大学里，通常每5至8年就会进行一次全面的专业评估或审视，评估由学校的教务部门及校内外专家组具体执行，从出口到入口，对专业的生源，培养过程如师资、课程设置、经费支持、教学设施和科研条件，以及就业质量进行全流程评估，凝练成一份专业的评估报告，供学校领导层参考。
“这就是变外部评估为内部评估，政府只看培养结果，事后监督。但目前在中国，少有学校有这样的动态评估机制，因为没有哪个专业和老师愿意主动把自己放到聚光灯下。”周光礼说。
（文中陆硫、慧慧为化名）
发于2024.9.2总第115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高校专业“大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