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到7月17日，人们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一位无官无职亦非明星的世纪老人，为什么？只因为，在她身上，人们品味出了家的温馨、人性的温暖、书香的安宁。
一位安静、优雅、博学的女性，她高贵、生动而深刻的灵魂，扣动着从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的心。她是专家学者，是作家翻译家，是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是母亲。她守候着人类最小的社会单元，为人生创造了美丽的“第一秩序”——家。她有一个被时代熟知的称号“钱钟书夫人”，她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却有着一个世纪令人感动的平民情怀。
无锡老家——人生的第一课堂
杨绛先生，字季康，1911年7月17日辛亥革命前百日出生于北京。出生时爱笑，家里人给她喂冰淇淋，她甜得很开心，小嘴却冻成“绛”紫色，不过她的命名却是因为排行老四，“季康”被兄弟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变成了减缩版的“绛”，这也是她剧本上演时自己取的笔名。
杨绛父亲杨荫杭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志士，是美国大学的法学硕士。父亲最著名的事迹是在浙江当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坚持原则判决了督军的恶霸亲戚；任京师高等检察长时，坚持司法独立，毅然传讯交通总长并搜查其寓所，在因此被停职后，竟公开发表了长篇《申辩书》，申明自己的合法与司法总长的偏袒之嫌。此案成为民国一桩著名公案。
杨家父母关系融洽，给每个孩子充分发展个性的机会，特别是对女孩，不要说是上世纪之初，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让人赞叹不已。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杨绛说，我们姐妹个个都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我们都不如母亲对父亲那样细致耐心。杨绛初嫁入钱家时，钱钟书父亲主张杨绛待在家里学学家务，不要出去工作，杨绛的父亲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三岁的杨绛从出生地北京回到故乡无锡时，充满自信和调皮，竟然对初次见面的三姐说：“叫声季康官嘛。”在教会学校读小学时，杨绛俨然是孩子王。她是被姆姆老师称为淘气的“小魔鬼”，她学会了两手抓着绳子双脚缠绕着一直爬到秋千架的顶端；上课讲话被老师罚站，她觉得冤，可以一直不停地大哭到班主任姆姆来哄她；她会当面顶撞老师姆姆，而奋不顾身地去救护陷在泥塘里的小同学；她也是功课好而两次跳级被宠爱地称为老师的“大零”（Darling,心爱的人）的学习尖子；同学中闹两派，她不愿学人家讨好两派说“都帮”，宁愿得罪人说“都不帮”；老师让她送没封口的信，尽管她很想看，但还是克制住了好奇心。杨绛认为，学会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她童年想着的是“每天要为圣母做一件好事”。
对祖国——“我们是倔强的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人们总是对钱钟书杨绛夫妇留学时沉溺于牛津总图书馆“饱蠹楼”津津乐道。在国外，甚至连他们两三岁的女儿都在埋头读书，用杨绛的话说：“圆圆坐在高凳上，也学我们读书。我们买了一大册丁尼生全集，专供圆圆学样。她拿了一支铅笔，面前摊开大书，像模像样地一面看，一面在书上乱画，不闹，很乖。”然而，他们并未忘记多难的祖国。
本来钱钟书的庚款奖学金还能再延长一年，但他们决定按期回国。
在沦陷的上海，一次杨绛乘公交车遇到日本兵检查，愤怒的杨绛低头侧视，一位日本兵竟然伸手猛地把杨绛低着的头抬起来，杨绛忍无可忍，一字一顿地地大声呵斥：“岂有此理！”一下把日本兵镇住了。在那个杀人如草芥的岁月里，这需要多大勇气啊！当时，钱钟书杨绛宁愿忍受贫寒，拒绝为敌伪机构工作。钱钟书写于抗战、定稿在胜利后的古典文学论集《谈艺录》序言中说“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
1949年3-4月间，钱杨夫妇在任鸿隽家和胡适讨论去留问题，母校牛津大学、香港大学都来函高薪聘请。但他们依然留下来了。“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文字，爱祖国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所以杨绛说“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
对人民——“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密切”
振华中学上海分校校长，是杨绛一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尽管她为学校中兴付出了巨大努力，她却说：“我做小小一个校长，得到一个重要经验，影响我一生。我自知年轻无识，留心在同事间没半分架子，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但是他们和我之间，总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无法融入群众之中。我懂了做‘领导’的与群众的‘间隔’，下决心：我一辈子在群众中，一辈子是老百姓之一。”“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密切。”“我生平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
“我永远在群众中”，说白了就是对身边的普通人都平等相待。辞去振华校长后，为生计她去当了上海北区工部局小学教员，当时有个一年级班都是淘气孩子，杨绛硬是几堂课下来就能准确叫出每个孩子的姓名，把小调皮们给镇住了，一年下来把这个班调教得很顺。
留学归来，杨绛作为大家闺秀、留学生，已然成为家族的“灶下婢”；上世纪50年代末下乡时，年近五十的杨绛居然学会了掌握平衡难度很大的推独轮车，装载着比人还高的秫秸秆上坡下坡；“文革”中被打倒，住大杂院，“造反派”以打扫厕所羞辱她，杨绛能把污垢厚结的厕所打扫得照得见人；在乡下劳动，杨绛说,“我并未可以和老乡打成一片，只是老乡喜欢接近我。”
杨绛以92岁的高龄挤公共汽车去看望已离开她家的老保姆。当她听说一个老朋友的侄女在外地开了家小书店进不到她的书时，她会把留的样书寄过去。
钱钟书说：“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钱钟书夫人”是杨绛的终身职务和最响亮的称号。但杨绛之于钱钟书的重要性，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是“不写杨绛，钱钟书的形象就不全面的”。
1994年，在杨绛的力促下，钱钟书编定了自己的《槐聚诗存》，杨绛把全书抄完后，钱钟书拉起妻子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钱杨的人生结合中，杨绛是一直站在钱钟书身后的。1949年5月，按清华的旧规，夫妻不能同时在本校任正教授，杨绛只能做兼职教授。
50年代中期，钱钟书参加《毛泽东选集》翻译不在文学所，他的《宋诗选注》出版后即遭“拔白旗”运动，所领导让代领传达，杨绛每天带着本子去记录众人的批判发言。
“文革”开始后，有人又把钱钟书早已查清楚的“黑材料”贴出了大字报，杨绛贴了一张小字报来说明真相。红卫兵小将拉她上台批斗，她跺脚说“就是不是事实！”结果被游街批斗。杨绛说，“文革”中“牛鬼蛇神”敢和革命群众大发脾气的，整个外文所就我一个。她的学生认为她“无事，决不去惹事；有事，绝不怕事”。她在“文革”中的检讨得了“披着羊皮的狼”的批语。
《堂吉诃德》是1973年5月出版的。定稿时，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正好校订，钱钟书希望能和杨绛交换题写书名。杨绛打趣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钱钟书道：“留个纪念，好玩！”以后，他们两人出版作品都互相题签。
1946年，抗战胜利后，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全国人民一样，一下子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这年4月，钱钟书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这书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 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60年后，杨绛对此说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钱穆说：“你是个有决断力的人”
杨绛的人生决断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她在小学时，有低年级的小朋友陷在泥塘里，她不顾别人的反对，依然跑去为解救小伙伴们想办法。所以她从小就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雅誉。她和钱钟书订婚后，与钱家远亲、著名学者钱穆先生结伴从南方北上清华，钱穆给她的评价是“你是个有决断力的人”。
这种决断力也源于家教。杨绛上中学时，一次不想做学校要求的事，回家和父亲商量，想借父亲名义拒绝。杨老先生对她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要敢说不)”
杨绛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她对事业和家庭的决断。杨绛一心想到清华读文学，却因为清华大学不招女生，只能读东吴大学法学预科，后读政治学专业；曾有机会去美国卫斯利学院（宋庆龄姐妹的母校），但因不愿给老父亲增加负担，也不喜欢政治学专业，从而拒绝了。由于她的坚持，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了外国文学专业。而一入清华，杨绛就戏剧性地碰到了钱钟书，并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母亲常和杨绛逗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与多数人理解不同，他们并非感性地一见钟情。70多年以后，杨绛谈起这一段说：“人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杨绛和钱钟书还是略有曲折经过相亲相恋才走到一起的。这也符合杨绛理性的人生态度。杨绛回忆道：“钱钟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比较相投。”杨绛就是这么决断地“选对专业嫁对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