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荣枝案一审已经结束，但是有关劳荣枝及庭审环节的追问依然在不断发酵。总体上来看，舆论层面对劳荣枝在庭审中的表现是比较不满的，然而愤懑情绪释放的主要依据还在于媒体的“节奏化”报道。因为就媒体报道中的“劳言劳语”来讲，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声辩词，更像是解构“女魔头”劳荣枝的实证物语。
这里集中摘选一些“劳言劳语”，其中不少已被媒体采编时直接拟作标题使用，基本上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有忏悔，但不彻底。比如：“我鄙视抢劫杀人的行为，我承认我犯罪，这20多年我常去教堂”；“我非常同情受害者家属，但我只有3万元，如果可以，想众筹赔偿”。
其二，时刻保持与法子英的切割关系。比如：“法子英被判处死刑，我当时很开心，感觉是为民除害”；“我从不看法制报道，我喜欢文艺的东西”（法子英喜欢看法制报道，并且模拟相关的作案手段）；“我是被法子英胁迫作案的，也被他性侵过”。
其三，不断强调自己是走正道的人，也想继续走正道。比如：“这二十年，我循规蹈矩，除了炒股没有一件事是错的”；“我一直想要传播正能量，想要教书育人”；“你可以说我不优秀，但不能说我不善良”；“别人不可能看出我是坐台女，我走到哪里别人都说我是知性美”。
对于以上这三个方面的“劳言劳语”来讲，如果排除具体的前后语境，自然是很容易触怒舆论情绪的。毕竟在基本的声辩逻辑里，忏悔的氛围太淡，求生的欲望太强，再加上“女魔头”劳荣枝早已深入人心，那么越描越黑自然就是劳荣枝唯一的宿命。
因此回到具体的法理层面，这或许也是劳荣枝最后的声辩机会。毕竟，无论是公诉人，还是受害人家属委托的律师，都认为劳荣枝始终在“说谎”，因此她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逻辑上存在漏洞，就是情理上也站不住脚。而媒体的摘要式报道，让这种违和感更为加剧。
就“其一”的违和感来讲，属于严重的“自我脱罪”表现，也就是自己给自己“解心宽”的逻辑。说到底，明明是自己犯罪，却不强调怎么投案自首，而是强调自己偷生的过程中有赎罪的行为。与此同时，在具体的民事赔偿上，竟然能想到众筹，也是挺让人开眼的。
作为偷生过程中的赎罪行为来讲，到底有没有，也只是她的一面之词。另外就算真的有赎罪的行为，到底是赎罪还是为找回良心上的平衡，这也是个问题。总之在这样的声辩之下，一方面难以实证，一方面无法追溯，所以说和没说，没什么实质性区别。
而对于众筹赔偿受害人家属的想法，只能说明劳荣枝这些年还没有与社会脱节，但是认知上真的是没多大长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众筹方是正义的，还能被人们接纳。但像这种作恶落下的赔偿缺口，想必没有人愿意去买单的。
而“其二”的违和感在于，法子英大包大揽所有罪名，而劳荣枝却坚决不承认他（她）们是共犯，这委实让人感到不那么厚道（情理道义上）。所以也就能理解，为何很多人强调，要是法子英还活着，估计也会被劳荣枝气个半死。
不得不承认，劳荣枝的坏可能坏进骨子里。在一定程度上，法子英当年也是可以把罪名往劳荣枝身上推一部分的，但是他没有，在“这一点上”，法子英比劳荣枝还是强一些的。但是从劳荣枝的表现上来看，显然是认为自己受过害，所以做什么也是应该的，或是可以用逼不得已盖过去的。
可事实上，如果她真的什么也没做，或是真的是被胁迫作案，为何二十多年来不投案自首呢？这是不相信自己，还是不相信事实。所以，仅凭这样的追问，就足以实证她所有的“声辩”都可能是基于轻判而去避重就轻的。于此，与其说她是接受审判，不如说她是在进行最后的挣扎。
与此同时，“其三”的违和感在于她确实想得太美了，以至于庭审现场非但没有感动的溢出，反而徒增一波憎恶感。要知道，被法子英胁迫是可能的，但是在案与案间的空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逃走的。所以，越是强调自己的悲苦，可能越容易触怒人们的情绪。
她强调自己偷生的20年没在犯错，就好像应该给她颁个好人奖才算对得起她。并且还声称想教书育人，可为何二十多年前就走下讲台，走向深渊呢？甚至直到今天还自认为自己很知性，而非所谓的红尘女子，也就是彻底将自己跟所谓的色诱切割开来。
只是，作为犯罪分子的劳荣枝而言，可能最怕的不是她看起来像坐台女，而是她始终不承认自己犯过罪和害过命。说到底，该承认的就算不承认也是没用的，但是主动承认总还能让人觉得这是个悲剧的故事，而非是个罪大恶极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