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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过后，金银潭成了风暴之眼
接下来病人逐渐开始增多，1月2号、3号不停地有病人来。
境外的媒体也在关注。有同事发图片说CNN、《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都报道了，并且把我们医院的照片作为背景放在报道里。
媒体的关注也让我提高了警觉。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们现在是在“风暴之眼”，是世界媒体关注的地方。当时我本人也感觉到，这个事情还可能会比较重大。一个是病人增加的速度比较快，到了2号、3号的时候，已经有四、五十个人。病人越来越多，政府关注也越来越高，每天都有汇报、报告。也有很多专家过来，包括疾控方面的专家、病毒所的专家，还有医疗的专家，比如李兴旺教授和曹彬教授，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希望可以集中力量打个歼灭战。
三十、五十，然后八十、九十、一百……病人逐渐就涨到这个数字了。当时就听到专家们说，外面哪个医院哪个医院现在也有很多病人。实际上当时我们在医院里消息还是很闭塞的，因为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医疗救治，忙不过来，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医院里面清楚的是什么？是我这里病人很多，病人很重，我们要不停地准备，把病人接纳下来，让病人能够得到安置。
可能每次我们的动作都比事件发展稍微快了半拍，一拍都没有，只能快半拍。怎么快半拍的？病人突然要增加的时候，我们已经清空了一个楼层，准备接病人来了。楼层不是清完了就可以住病人的，清完了以后还要做彻底的消杀，地面、物表、墙面、空气，统统要做消杀。消杀完以后，要把所有的单元，床、床头柜、凳子等等准备好。
反正先准备吧！因为已经感觉到外面病人在增加。当你准备好了以后，“哗”一下！这个楼面又满了。还没住满的时候我们就又马上准备下一个楼面，一个楼面一个楼面地展开。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开的ICU，是普通的隔离病房。包括我们6楼、5楼、4楼，当时都是普通隔离病房。后来大概是十几号以后，重症病人增加得非常快，而且省卫健委组织了同济、协和、省人民医院的 ICU团队来支援我们，要求他们一人对应一个楼层的ICU病房。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南6楼、南5楼改造成了ICU病房。
大概也就是1月3号到5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紧急采购呼吸机、监护仪、输液泵、体外的除颤设备还有心肺复苏设备等等。每个楼面大致按照25台呼吸机、25个输液泵这样来准备。其实准备好以后也还是有点顾虑：是不是开口开太大了？准备这么多，万一没用呢？万一买多了平时又用不了，这50台呼吸机怎么办呢？
实际上到了十几号以后，所有的呼吸机都用上去了，该上ECMO的也上了。
当时倒也没有感觉是在作战，只觉得事情很紧迫。当时我也跟我们的同事反复强调：要保卫我们这个城市，保卫武汉的人民，我们不希望把武汉人民困在这里，如果我们很快地把疫情控制住，大家春节该干啥干啥。
因为思想动员做得比较充分，所以每个楼面开展起来还是比较顺利。我们医生护士没有一个人抵触，有时经常是晚上突然通知他们楼面要清空，要转运其他的病人，他们就得把在院的病人转到另一个楼面，然后把楼层清空做消杀做处理，第二天早晨再收其他的病人。这套流程我们做了很多次，虽然很忙，但还是比较有序。
当时病人每天逐渐在增加，我们整个三幢楼，南楼、北楼包括综合楼已经全部清空了。当时我们还有一个GCP（药物临床试验）病房，它占了一层楼。本来我们过完年后还有临床试验要进行的，到了腊月二十七的时候我已经下决心要关闭了。GCP是我最后关的一块，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同事全身心地投入医疗工作。
所以为什么我说每次都要快半拍，是因为我自己首先心理上做好了准备，我们同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而不是等到局势逼我，要我们做这个决断。
封城是几号我不知道，说实在的没有太多的印象。只是觉得每天都很紧张，每天都有大量病人要收进来，每天有那么多重症病人要抢救，要气管插管，有的病人要上膜肺，还有一些病人在死亡……
因为不停地有病人进来，就必须有病人出去才行。有的病人一待二十多天，怎么得了？那医院就堵成“堰塞湖”了。当时的出院标准一是持续10天不发烧；二是症状消失，症状改善；第三是肺部的影像吸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检测方法。1月1号到1月31号，我们将近有三百多个病人出院。
这样，医生临床的工作量就会非常大。我们整体的医务人员有限，而且他们又是在穿防护服的状态下来做这些工作，所以做起来就非常吃力。到了春节前夕，确实有点吃不消了。
当时也已经有媒体过来了，我们也没太关注，完全没有心思跟媒体打招呼。一直到大年三十的时候，有人说央视春晚上面有你们医院的镜头，我当时也觉得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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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号之前，已经把病人的餐饮全部承担起来
最早我们病人是收费的，两千、三千，有些抢救的病人交一万、两万都有。媒体在报道中提到治疗费用后，政府很快给了指示：不要病人交那么多钱，交个门槛费就行了。
所以大概是1月5号的时候，我们就只收医保的起付线。
大约9号之前，我们就已经就把病人的餐饮全部承担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3号、4号我去病房查房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病人自己定的盒饭，中午吃的晚上吃的，都没收拾完，堆积了很多。因为是他自己掏钱买的，我们也不好处理，他说他还要吃你怎么办？发现了这个现象，我就下决心了，每天吃饭的费用暂时不要由病人付，我们先承担下来再说。
当时给病人的餐饮是按一天90块钱准备的。到了1月9号的时候，市委市政府明确说了，病人费用一分钱不要收，已经收费的统统退还。既然政府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我还是比较敏感的，那就病人和医务人员应当同一个餐标，统统按120块钱准备。
这时候病人饮食也得到改善了。虽然知道盒饭难吃，但病人也会体谅我们：这份餐食是由医院代表政府提供给大家的，而且标准又和医务人员一样，他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这样做下来以后，整个病房气氛就比较平静，不会再为吃饭的事情发生争执。
春节前我们还启动了一项工作，就是克立芝的药物临床试验。
最早也就是1月5、6号的时候，中日友好医院的曹彬教授跟我们提到了克立芝，他把文献给我们看，说在2003年SARS末期的时候，香港的袁国勇院士用这个药治疗了一部分SARS病人，通过和历史数据对比，可以看得这个药能够抑制SARS冠状病毒。
既然有证据，而且这两个病毒又比较靠近，我们为什么不用？而且我们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因为克立芝是抗艾滋药，我们医院是管艾滋病的，全省的艾滋病药全部在我们这。
当时想着一个病人按14天来算，大概是需要56颗药，一瓶药120粒，可以给两个病人吃。按照这个算法我们大概有1000人份的药。所以我们很快在临床展开了，鼓励一些科室主任，如果有重病人的话，赶快给这个药，说不定有用。
用了大概五、六天的时候，有个主任打电话给我，很兴奋，他说，“张院长，那个药好像真的有效！”我说怎么有效呢？他说他把吃了药的几个病人的片子拿起来对比了一下，好像确实肺的吸收要快一些，病人的病灶区全部在往吸收方面好转，这给了我一个很强的信念。
再往后，我们就严格按照临床试验开展了。2月2号，整个临床试验入组完成。现在来看，临床试验效果是好的，不能说是特效药，但是是有效药。 “我们既要在疫情这块要打胜仗，科研这块也要打胜仗。”这两块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
曹彬教授作为第一批来的医疗专家，他为前期的病情诊断和病人救治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每次看病人不仅仅是听汇报，他要穿上防护服到病人跟前去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看，看完了以后他会给一些医嘱，或者基本的判断，比如呼吸机该怎么调整等等。
有一次我跟他进病房，当时有个女病人，也就三十五六岁吧，情绪非常不稳定。她一直在ICU里面哭，吵着说我要回家。其实她当时已经缺氧很厉害了，用的高流量给氧装置，但还是在不停的哭闹。曹教授来了以后，我就跟她介绍说，这是北京来的中日友好医院的曹彬教授，他是国家医疗队的专家，特意来看你。曹彬教授非常体贴地跟病人沟通，告诉她现在得安安心心在这治疗，有这么多人在关注她、帮助她，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病要治好，病人逐渐也就安静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