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记者郭静。如果说武汉是这场疫情的中心,那么中心的中心,就是金银潭医院。作为武汉市传染病专科医院,这里是最早打响这场全民抗“疫”之战的地方。在与死神较量的正面搏击中,身为一院之长的张定宇,他拖着身患“渐冻症”的病体,还要默默承受妻子也感染新冠肺炎的巨大打击。来武汉这么多天,我一直在想,一定要采访张定宇。但可以想见,这段日子他有多忙、多累。采访约在了疫情稍微平稳一些的时候。原定的采访本是前一天,距离采访前一小时,他突然出现了房颤,我听后非常担心,他真的是太累了。没想到,他把采访又约在了第二天下午,而且一谈,就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记忆力超好。他对事件的还原,足以记入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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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号,同济医院说要转来一个病人
我叫张定宇,今年56岁,我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院长。
我是2014年1月2号来的金银潭医院,在这工作已经超过6年了,我想,剩下的时间我也会在这里待下去。
我们医院以前有三个名字: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武汉市传染病医院,还有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后来把第一个名字给去掉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传染病医院,这两个名字保留使用。
说起这次疫情,最初大约是2020年1月3号前后,媒体对武汉的关注度就比较高了。但其实更早一点,2019年12月27号晚上6点半左右,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武汉天黑得很早。那天,我,还有黄朝林院长,都在办公室。黄院长接到同济医院一位教授打来的电话,说要向金银潭转诊一个病人。我们问是什么病?对方说是冠状病毒感染的一个病人,没说肺炎。
这是什么病?我当时并不了解,包括我们医院这些人当中也没有谁接触过冠状病毒是怎么回事。于是我们马上就打电话给北京地坛医院的专家,问“这个病人我们应不应该收?能不能收?”地坛医院的专家马上就回复说,“你们应该收,金银潭是传染病医院,这个病人你们要关注。”于是我们马上就又打电话给同济医院,让他们把病人转过来。
但是,这个病人本来是从武汉市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转诊到同济的,让他再转到我们这么一家机构,他不愿意。一边同济给病人做工作,同时我们也开始做准备,要了解冠状病毒是怎么回事。
作为医生,实际上心里是比较敏感的。我们想的是,首先得把病毒的基因序列拿到,所以打电话到第三方检测公司。实际上这个公司也是很谨慎,他们第一次给的报告上面并没有指出是“冠状病毒”,只说“RNA病毒未检测”,但他们在电话里和同济的大夫说了。我们就告诉第三方公司,你既然做了测序,这个序列必须给我们,因为这个病人到时候要转诊到我们金银潭来。
这样,我们把基因序列拿了过来,找到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当天晚上病毒所就比对出来了。当时是27号晚上大概10点多。比对出来最像什么?叫做“蝙蝠来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吻合度非常高。当时病毒所也是在电话里跟我们这样说了,没有出报告。
第二天28号,我们就追问同济病人转诊的事情,那边说病人家属不乐意,不愿意转。我们也就不能强迫。
29号是星期天。下午稍晚的时候,黄朝林副院长打电话报告我,说要带一个医生去新华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会诊,讨论的是群体性感染的7个病人。他去的时候省疾控中心的专家也在,讨论的结果就是:往金银潭转诊。
根据之前了解到的信息,我们已经有了警惕性。所以29号去新华医院转诊的时候就已经全套防护了。但在心理上还觉得,这是一个孤立事件。当时马上就元旦了,春节也快到了,我们希望赶快把它解决掉,干完就完了。
就跟2017年的禽流感一样,当年禽流感也是在这个季节,大概到3月份就结束了。那次禽流感全省总共二十来个病人,绝大部分都转诊到金银潭来了。所以当时我也是这种心态:集中精力把这几个转诊来的病人救治好。
但是,前面说是7个病人,实际上后来转诊来了9个病人。为什么是9个?有两个一起来的家属说自己也有症状,不肯走,也要住院。所以第一次是9个病人,当天晚上就住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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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号,做了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12月30号是周一。上午科室医生在病房里讨论完病人情况,我也去问了一下。他们告诉我,病人都做过了咽拭子检测,但检测出来结果全部是阴性。当时也有一个试剂盒,里面可以检测到32种病毒,涵盖了SARS冠状病毒。
别人基因测序说有,我们为什么没检测到呢?没检测到,那就有问题嘛。我就跟黄朝林副院长说:“不行,我们得把所有的病人做肺泡灌洗,先进行支气管内镜检查,之后再做肺泡灌洗。”
下午2点钟,内镜科主任带着护士进去了,大家也是防护得非常好,用上了正压头套。
这是个有创的检查,转来的9个病人里有两个人拒绝签知情同意。
到下午4点,7个人的肺泡灌洗全部做完以后,我们把样本分成四份,一份交给武汉市疾控中心,一份交给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另外我们自己留两份,考虑到以后可能会用得着。
大概4点多钟的时候,样本已经全部准备好了。武汉市卫健委的一位分管领导带着疾控中心的人也到了金银潭,这时候疾控中心的人告诉我,他们做过了32种病毒群检测,这32种病原体什么也没有。
我告诉疾控中心,我们的7份样本全部在这了,请疾控中心尽快把它检测出来。
同样我们和病毒所也说了。很快,他们连夜就做了检测,两个和SARS冠状病毒相关,测出来是阳性。因为它和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很高,所以会呈阳性反应。这就更加让我相信,肺泡灌洗这个措施应该来说非常及时。
我的一个判断是,病人是下呼吸道先感染,直接感染到肺泡,逐渐发展到把肺泡占满了,然后从肺泡漫出来,之后咽拭子才能够检测得到。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到31号下午的时候,国家队的专家还有省内的一些专家就过来了,坐满了我们的大会议室。当时已经不是9个病人了,30号接着在收病人,31号也在收病人,大概已经有20多个病人了。大家把所有病人全部过了一遍。说完以后得出结论:首先,这些病人画像画完都是一个样子,所以肯定是同一种病;第二个结论:他们说这可能是病毒感染,不是其他感染。
当天晚上,就开了一个跨年的工作会议。到1月1号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武汉市领导决定:关闭华南海鲜市场。
我现在并不知道国家卫健委为什么派专家来,可能是30号晚上我们这两个阳性结果已经报到国家去了,也可能是网络上的舆情引起了国家CDC的警惕。
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给病人做肺泡灌洗是早期我们做得最对的一件事情。我做医生、做医院的管理者,至少这个关口我没松掉。万一松掉了,那我就是罪人。所以,我们这家医院具备这个能力,你就必须把这些做掉。核心就是你要守土有责,每一件事情都要守土有责。
第三方检测公司当然也是可信赖的公司,但是你作为一家医疗机构请到了CDC和病毒所来检测,得出这个结论印证第三方公司的检测结果,这个证据链就是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