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在江西九江的一家酒店内，姚策与生母张萍第一次见面。新京报记者 雷燕超 摄
现在想来，张萍怀疑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淮河医院见到孩子时，孩子已经抱错了，亲生儿子被蒋艳丽抱回了家。郭海怀疑是洗澡时抱错的，被人塞错了被单。
20平米的会议室内，气氛落至冰点。
当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的律师再次表示，医院和姚策的肝癌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时，姚策家属带来的律师发话了：“我们（的观点）没有交叉点了，目前为止可能就谈不下去了。”
这是2020年5月9日上午，河南开封的一家酒店内。环形谈判桌的一边，坐着来自江西九江的姚林、蒋艳丽夫妇，姚策是他们的儿子，三个月前被查出肝癌晚期。
与二人坐在一起的，除了律师，还有河南驻马店的郭海、张萍夫妇，他们是姚策的亲生父母。28年前，两位母亲同在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后改名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下称“淮河医院”）生产、住院；28年后，两家人才发现孩子在医院抱错了。
谈判桌对面，是淮河医院的代表和院方律师。他们与家属站在各不相同的立场上交锋，为姚策的肝癌治疗费问题僵持不下。
在姚家、郭家看来，如果不是淮河医院当年抱错了孩子，姚策很可能不会罹患乙肝，并最终发展为肝癌。他们希望淮河医院为此负责。
淮河医院却不认为姚策的肝癌与自己有必然因果关系，谈判持续多日，始终谈不出结果。
5月13日，开封市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将继续调查此事，督促处理。有消息后，由开封市卫健委和河南大学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统一发布。
僵局
5月9日谈判正式开始前，姚家、郭家感觉一切顺利。
4月初，姚林从淮河医院拿到了妻子蒋艳丽28年前的生产病历；4月下旬，张萍也拿到了自己的病历；4月29日，淮河医院患者服务部带着河南特产到江西九江慰问姚策；淮河医院医患关系科办公室主任张鹏说，5月初，“了解到家庭有困难，（医院）提供了3万余元的药物援助和2万元的慰问金。”
接下来，淮河医院主动邀请姚家、郭家带着律师到开封协商，并承担了酒店费用。
两家人与淮河医院见面的那天，开封下起了小雨。淮河医院在家属入住酒店的21层包了一间会议室，把开封市卫健委的人也请来了。
刚一走进会议室，蒋艳丽就发现对面有几个摄像头，这让她有些不舒服。在家属和家属方律师的要求下，摄像头被淮河医院撤掉了。
对于姚家、郭家在淮河医院抱错孩子一事，家属、院方没有分歧。但之后3天的协商走向，出乎家属们的预料。
在两家人看来，姚策从小患有乙肝并发展为肝癌，很可能与出生时被抱错、未能及时注射乙肝疫苗有关。淮河医院应该对此负责，并承担姚策因肝癌支出的所有医疗费、生活误工费。
姚家、郭家试图打出感情牌，家属方律师提醒对方要“感同身受”，“大家都是为人父母”。蒋艳丽讲述了抚养姚策的不易、怎样带着姚策治疗乙肝。淮河医院和开封市卫健委的代表听得低下了头，“很难过的样子，”蒋艳丽说。
淮河医院打的却是法律牌。院方律师不断抛出法律条文，强调28年前的历史局限性：1999年，中国才生产出第一支临床乙肝免疫球蛋白，这意味着1992年无法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2002年原卫生部才颁发病历书写基本规范，所以“每个医院有书写病历的习惯”……
总之，律师的意思是：姚策的肝癌与医院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由医院承担全部医疗费“有失公允”。
新京报记者掌握的证据显示，前来调停的一位开封市卫健委代表曾说，“法律框架肯定是准则，但人是有感情的，要带感情地谈，咱们没有必要像法庭辩论。”
家属说，淮河医院还是建议走司法程序，也就是双方家属共6人（包括姚林一家三口、郭海一家三口）于5月28日前向开封市鼓楼区法院起诉。两家人没答应。
最终，淮河医院表示可以向两家人支付精神抚慰金，“但主要是从救助、公益角度出发，而非赔偿的角度”。此外，医院同意“借支”姚策的医疗费、生活费，至于医院今后要不要赔钱，一切等法院判决。
前后不同的病历
因为28年前抱错孩子的事，医院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但从住院楼到门诊楼，多数工作人员对此讳莫如深。
医院大门向北约50米是停车场，后面不远就是靠近西司门街的住院楼10号楼。这栋8层的灰色建筑是现在的妇产科所在地，病房、产房、洗澡室都在五层，一名男子正在产房外等待孩子出生。
这幢灰色高楼，是在曾经的妇产科原址上重建的。28年前，张萍、蒋艳丽生产时住的，是一栋两三层的灰色小楼。
淮河医院住院部。附近居民表示，1992年，淮河医院基本都是两三层的灰色小楼和平房。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
1992年6月9日，28岁的张萍住进了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张萍患有乙肝，平时和丈夫郭海在驻马店开餐馆，开封是她的老家。此前，她生过一个女儿，孩子出生时因脐带绕颈导致大脑缺氧，后在智力方面出现障碍。这次，她选择了全开封最好的综合性医院生二胎，剖宫产。
在张萍从淮河医院获取的病历中，她的孕妇产前护理记录单上床号为15床，住院号为155489；但出院记录上，她的床号变成了16床，住院号也变成155849。
对此，张鹏的解释为，“28年前我们是手写病历，可能是笔误造成了病历上的小瑕疵。”
事隔多年，张萍、郭海早忘了当时的床号、住院号，只记得病房里住了三名产妇，其中一个后来生了女儿。郭海说，妻子生产前，护士让家属准备了一条被单，将来孩子出生包裹孩子用。郭海准备的是一条印有“熊猫举枪”图案的被单。张萍对此没有任何印象。
张萍入院的6天后，23岁的蒋艳丽也来了。她在江西九江的卫生系统工作，生的是头胎，特意回开封娘家待产。淮河医院提供的蒋艳丽病历显示，蒋艳丽的床号为12床，住院号为155941。
时至今日，蒋艳丽对淮河医院的印象只剩下淡黄色的墙壁、吱呀响的病床，她还听说病房里住着一个“大三阳”——也就是张萍，但从没和张萍说过话。
1992年6月15日下午5点20分，经历一天的阵痛后，蒋艳丽“顺产侧切”诞下一名男婴：体重3500克，发育正常。在产房里，医生抱着孩子给蒋艳丽看了一眼，“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生孩子时，蒋艳丽的丈夫姚林还在九江工作，6月16日下午才赶到开封。看到爸爸来了，护士特意把孩子从婴儿室抱到走廊，姚林对孩子的第一印象是“瓜子脸，红红的”。
姚林赶到的当天上午，与蒋艳丽住在同一病房的张萍也生产了。手术记录显示，6月16日上午9点10分，张萍进行了剖宫取婴手术，时长50分钟。她的孩子于9点45分出生：男孩，体重3200克。
与顺产的蒋艳丽不同，张萍因手术麻醉陷入昏迷，没看到孩子出生时的模样。丈夫郭海说，那天上午9点多，他和弟弟在手术室外等待时，看见护士用自己送来的“熊猫举枪”被单裹着一个婴儿匆匆走过。“孩子脸上白白的，像扑了一层粉一样，没有特别浓重的绒毛。”
母婴分离
从孩子出生到最终出院，两对母子的共同点是母婴分离。
在开封市多家医院妇产科工作了30多年的医生赵平介绍，上世纪90年代前期，开封市大多数医院的妇产科实行母婴分离制度——母亲们分别住在各自的病房，婴儿们统一住在婴儿室，由护士负责量体温、换尿布、喂奶、洗澡等照料工作。
张萍、蒋艳丽从淮河医院获取的病历显示，两人的孩子均住在婴儿室。但二人都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对婴儿室已没有任何印象。
在蒋艳丽的记忆里，因为奶水不够，住院期间她只给孩子喂过一次奶、见过孩子一面。她当时昏昏沉沉的，只记得孩子闭着眼，头压在自己的手上很重。孩子的手上套着一个手圈，“应该写着12床”。姚林对此也有印象。
依据原卫生部1982年发布的《医院工作制度》，这种写有母亲床号的手圈，是每名新生儿必须佩戴的。
在赵平的记忆里，1992年左右，开封市的医院普遍采用白布条制作手圈。护士会用钢笔在布条上写好“某某之子”以及母亲床号、新生儿体重等标记，系在孩子手上。“因为小孩手很小，又不能系太紧，还要防止掉落，所以经常是两只手各系一个。”
1992年6月19日，蒋艳丽的孩子出生4天后，母子俩一起出院了。她记得孩子的脸上出了疹子，出院时“裹着姥姥准备的粉红色花被单”。
就在蒋艳丽出院前后，“6月19日左右”，张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孩子——那是剖宫产后，她第一次给孩子喂奶。她和郭海都不记得孩子戴了手圈，“小孩的两只手都是包在被单里的，看不见。”但郭海记得那条“熊猫举枪”被单，“孩子一直裹着那个被单，没有变过。”
据张萍回忆，她第一次见到孩子时，“孩子脸上已经没有那层白色的粉了，也没有疹子，但长了一层绒毛。我当时觉得怎么生了只小猴子？”她认为，孩子脸上不再有郭海印象中的白粉是因为洗了澡。
现在想来，张萍怀疑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淮河医院见到孩子时，孩子已经抱错了，亲生儿子被蒋艳丽抱回了家。郭海怀疑是洗澡时抱错的，被人塞错了被单。
2020年5月7日，新京报记者在北京市丰台区某医院见到了28年前在淮河医院张萍的住院医师、蒋艳丽的主治医师李渔。李渔称，对于当年的事“已经记不得了”。
对于1992年淮河医院对新生儿的护理情况，5月8日，张鹏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暂不方便透露，一切要等开封市卫健委及河南大学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
2020年5月9日淮河医院与郭家、姚家谈判时的证据显示，院方曾表示，“我们并没有否认，两个孩子抱错是在我们医院发生的。”
5月13日，张鹏重申，因为两家人出院后少有交集，“（抱错孩子）事件基本认定是在我们医院发生，对两个家庭或者6个人造成任何伤害，医院表示歉意。”
出生时是否接种过乙肝疫苗？
出院后，郭海、张萍带着孩子回到驻马店，为他取名郭明。两人的亲生儿子跟着蒋艳丽、姚林去了千里之外的九江，取名姚策。
1994年，两岁半的姚策在幼儿园入园体检时查出乙肝。蒋艳丽想不明白，家族里没人有乙肝史，孩子是从哪里得了这个病？一个月前，蒋艳丽得知了在淮河医院抱错孩子的真相，她认为姚策的乙肝很可能是母婴传染，因为张萍患有乙肝。
公开信息显示，原卫生部在1992年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
依据原卫生部于1991年10月发布的《全国乙肝疫苗免疫接种实施方案》（下称《乙肝疫苗方案》），自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逐步推行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工作，1992年当年，市县城区的新生儿接种比例要达到60%。
乙肝疫苗接种工作，由各地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防疫、妇幼卫生机构进行。在赵平的印象里，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开封就有医院为新生儿打乙肝疫苗了”。
此外，《乙肝疫苗方案》还要求国内一些地区对孕妇进行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筛查。
对于1992年住院时，是否进行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筛查，蒋艳丽表示自己是顺产，未做检测；张萍表示，住院前就知道自己患有乙肝，非常注意，肯定做过乙肝抗原检测。
2020年5月6日，淮河医院妇产科医生、1992年接诊蒋艳丽的马某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不清楚蒋艳丽是否做过乙肝抗原检测，作为门诊医生，她的工作是开住院证、把病人收到病房、办好住院手续。
5月7日，1992年接诊张萍的医生王某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我尽到了做医生的责任”，此外不做回应。
张萍病历显示，1992年6月9日上午，她在淮河医院进行了乙肝表面抗原检测。这是反映感染乙肝病毒与否最重要的指标，结果如为阳性，表示已感染。但检测化验单并未出现在张萍获得的病历中。为此，张萍、郭海曾多次向淮河医院索要检测化验单，均未果。
5月13日，张鹏告诉新京报记者，化验单是粘在病历上的，可能因为疏忽缺失。
对于张萍来说，这张化验单的结果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孩子乙肝疫苗的接种剂量。
依据《乙肝疫苗方案》，新生儿乙肝免疫接种使用“0、1、6月3针间隔接种法”。也就是说，新生儿要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注射第一针乙肝疫苗，并在第一针后的1个月、6个月时注射第二针、第三针。在不做孕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筛查的地区，所有新生儿的三针乙肝疫苗剂量均为10微克；但在做筛查的地区，如果孕妇乙肝抗原呈阳性，新生儿的第一针乙肝疫苗接种剂量可为30微克。
从张萍、蒋艳丽获取的病历来看，她们的孩子均未在淮河医院注射过乙肝疫苗。张萍孩子的治疗单显示，1992年6月16日上午注射了维生素K针；蒋艳丽孩子的治疗单显示，6月15日下午注射了维生素K针、青霉素针。
对于姚策、郭明出生时是否注射过乙肝疫苗，张鹏说，“我们的医嘱上没显示打过（乙肝疫苗），根本没有出现打针的情况。”在2020年5月9日的谈判中，淮河医院的律师表示，“（1992年）我们医院既不承担免疫接种的任务，我们手上也没有任何（接种乙肝疫苗）的要求。”
张鹏还称，“医院绝对是按照国家的标准、国家的制度在走”，但具体细节仍在调查，尚未公布。
等待结果
在张萍的记忆中，郭明从淮河医院出院后打过多次乙肝疫苗，前两次是符合“0、1、6月3针间隔接种法”的要求的，“满月打一次，半岁打一次”。郭明也说，自己体内有乙肝抗体，“婚检、工作体检都查过，都显示有抗体。”
据蒋艳丽的回忆，从淮河医院出院后，她也按照“0、1、6月3针间隔接种法”的要求，带着姚策注射了第二针、第三针乙肝疫苗，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姚策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体内没有乙肝抗体。“（如果）我有抗体怎么会有乙肝呢？”
依据《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16年刊发的论文《乙型肝炎病毒母婴阻断研究进展及对策》，1987年至1996年出生、全程接种乙肝血源疫苗的人群，疫苗总体保护效果为86%-96%。此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按照“0、1、6月3针间隔接种法”全程接种三剂次乙肝疫苗后，大约95%以上的婴幼儿可产生保护性抗体。
5月11日晚，结束了与淮河医院的最后一次谈判，张萍几乎一夜没睡，吃了三颗安眠药都不管用。“愁得愣是睡不着，你说姚策咋办啊？”
与亲生儿子姚策相似，今年3月，张萍患上了严重的肝病，不久前才做完手术。如果不是为了协商姚策治疗费，她本要到郑州的医院复查、住院。
姚林和蒋艳丽本来也要返回九江了，因为5月14日，姚策要开始第四期肝癌治疗。但夫妇俩还是不愿放弃，依旧留在开封等待结果。“我们肯定依法依规去解决。现在心力交瘁。”蒋艳丽说。
蒋艳丽称，医院未表示可以承担姚策的住院费用。
得知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与淮河医院的谈判结果后，刚从上海会诊回到江西的姚策通过微博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希望家人和医院找到一位权威医学专家，判断“肝炎与目前疾病的关联性”，以便定责、追责。
5月13日，淮河医院向新京报表示，依然建议姚家、郭家走司法途径，“如果有责任，我们不回避。”
（文中姚林、蒋艳丽、郭海、张萍、郭明、赵平、李渔为化名）
（原标题：错换人生28年续：孩子患肝癌，家属医院谈判破裂陷僵局）
